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从闽东的宁德地委书记调任省会城市福州的市委书记，在这里工作了整整六年。他在广泛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对福州发展作出顶层设计，主持编制被称为“3820”工程的《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并坚持不懈抓好实施。他坚持“请进来”“走出去”，坚持“以侨引侨、以侨引台”，狠抓招商引资，着力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海上福州”“国际化大都市”，推动福州实现跨越式发展。他保护城市文脉，推动旧城改造，抗击台风洪水，持续关注民生，创设“下基层接访”制度，倡导“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作风，强化机关效能，使福州焕发蓬勃生机活力。

这组采访实录，生动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着眼长远、胸怀全局的战略思维，大刀阔斧、科学决策的改革思路，脚踏实地、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心系人民、情暖民心的赤诚情怀。历史记录着福州的沧桑巨变，也记录着习近平同志开拓担当、执政为民的领导风范。敬请广大读者关注这组采访实录。

习近平在福州（一）：“习书记让我明白了什么是初心”

采访对象：梁建勇，1959年9月生，山西阳城人（福建长乐出生）。1992年2月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支前办主任；1995年4月起任台江区区长、区委书记；1997年12月起任福州市副市长、保税区主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正厅级）；2010年4月起任莆田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市委书记；2014年8月任龙岩市委书记；2015年11月起任福建省副省长、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现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采访组：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4日下午、6月5日上午、7月1日上午

采访地点：福建省委大院

采访组：梁部长，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任市委书记期间，您也在福州市任职，你们一定有不少接触，请您讲一讲他带给您的最初印象吧。

梁建勇：最初与习近平同志相识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也就是他到宁德工作以后。当时，我在省直机关工作，到宁德去过几次，在开会、调研当中与他有过几次接触，但我们之间交流不多，对他没有很深的了解。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工作以后，我和他开始有了比较多的接触。

习书记热情好客，他刚来福州时，周末或晚上有时会叫一些年轻同志到他的临时住处聊天，了解一些福州的情况和掌故风情。我们省直机关的年轻人也很愿意去叨扰他。习书记当时30多岁，平易近人，很健谈，也很有亲和力，和他天南海北地聊天是一种享受，大家在一起就像好朋友一样，一点儿也没有跟领导谈话的感觉。习书记的知识面非常宽广，有时谈他过去的经历，有时谈他喜欢读的书，在交流中不经意间就流露出渊博的学识，所以大家聊起来非常愉快。

习书记平时坚持锻炼身体，他通常工作到晚上九十点，然后就到省体工队游泳池去游泳，我们经常会在那里碰到。等运动员结束训练散场了，我们就进去游一个小时，每次进去时，游泳池水还在不停地涌动。那个年代的游泳池非常简陋，但习书记只要不出差、不下基层，基本每天忙完工作都会坚持去，持续有三四年的时间。为了省电，习书记要求我们游泳的时候只留一盏灯，能模模糊糊看见就行，因此整个游泳池都很昏暗。他每次都自带浴巾、肥皂冲澡。我们在那里一般也喝不到茶水，有时口渴了就喝我们自己带去的瓶装水。

现在，那个游泳池早已拆掉了，但那个毫不起眼、简陋的场所至今仍承载着我很多美好的回忆。那个游泳池是运动员训练场地，池边没有提供休息的躺椅，因此我们游上几个来回，累了就扶着游泳池的边休息一会儿，这时我和习书记就会聊上一会儿。在这种环境下我们有很多交流。一方面，他会和我们谈一些基层的事情，比如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他对社会上一些新生事物非常感兴趣，也很了解。他还会谈起他读的书。通过谈话，我发现他对这些书并不是一般性泛泛地看，而是带着思考有研究地读，包括他对作者的了解、对内容的解读很到位，读后的感想也十分深刻，他都会与我们分享。习书记酷爱读书，涉猎面非常广，新书、旧书，国内的、国外的，哲学的、文学的，社科的、科技的书，他都看。他在哲学方面提得比较多的，一是黑格尔的哲学，《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等书他都有深入的研读和思考；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资本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

文学方面，中国古典文学聊得不少。他喜欢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我也很喜欢。比如，俄国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阿·托尔斯泰等大文豪的著作。他对德国文学的兴趣非常浓厚，多次讲起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阴谋与爱情》。他还经常谈起法国文学，像莫泊桑、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大仲马、小仲马等著名作家的书他都精读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外不同场合，不止一次讲述过他的读书故事，说他的最大爱好是读书。2014年10月，他在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一口气列了66个外国文艺家的名字，绝大多数是作家。根据我的了解，对这些文学大师的作品他确确实实领悟得很深刻、很透彻。

在聊天交流中，我发现他读书非常深入、非常细致，把时代背景以及作者在故事中所想要表达的寓意解读得很深刻，而且他博闻强记，《战争与和平》里那么多的人名，那么多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他都记得很清楚。有时还会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浮士德》在我来看是很难读懂的书，但习书记很了解《浮士德》的时代背景，以及该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艺术特点，有时候他寥寥几句话，就把一个问题讲得很透彻，使我受益良多。

习书记经常会谈一些他当年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西北黄土高原恶劣的环境、贫瘠的土地和昏暗的窑洞、善良朴实的乡亲们，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展现了一幅极有生活气息的画卷。在他的讲述中，我能感受到青少年时代的他在那里经历了多少艰难和困苦，包括扛粮包、吃生肉、跑几十里山路借书这些事，他都讲过。但他在回忆那段艰苦岁月的时候，我听不到一丝一毫的抱怨，而是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奋斗的豪情和他对父老乡亲的深厚感情。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1990年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之初，是如何开展调研的？他在日常工作当中开展调研有什么特点？

梁建勇：习书记的调研不仅限于上任之初，而是贯穿整个任职期间。习书记调研的频率是很高的，而且他调研从来不是走过场、做样子，而是注重实际效果，注重解决问题。一是，他每次下去带的人不一定多，但人员配置很有针对性。他会根据地区的特点和之前掌握的一些情况，预先做好功课，在去之前就指向很明确，涉及哪个领域的，就带相应部门的人去。二是，他专门去问题多的地方。当时，改革开放只有10多年时间，福建沿海的县（市）面临着很多特殊问题，比如走私、贩私、偷私渡等，这些问题高发的地区，比如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他都及时去调研，为他后面解决这些问题打下了良好基础。

福建沿海偷私渡问题突出，有时代因素，也有历史因素。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了，人们对外面的世界了解更多，再加上福清、长乐、连江、平潭这几个县（市）的华侨关系非常多，沿海地区出去也方便，很多人踏上一条船就出去了，而且规模也越来越大。另外，福建与台湾隔水相望，所以也有不少私渡去台湾的人。

鉴于偷私渡问题对国家形象和社会稳定的影响，习书记一上任就到这几个偷私渡频发的县（市），针对焦点、难点问题开展调研、开现场会，并到各县的港口、码头、边防、哨所等地方检查。在习书记任上，治理偷私渡工作正式列入社会综合治理的重点工作。在他领导下，市委调动各个部门齐抓共管，认真开展调研摸底，对症采取有效措施，推动各项工作稳妥落实，再加上制度保障，偷私渡频发状况得到有效遏制。从此以后，福州偷私渡问题得到根本好转，很少再有这种事发生。

偷私渡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具体，而整个城市的治理和经济发展，则有赖于宏观层面的把控。习书记对此也是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从基础调研抓起。他刚来福州时，整个城市经济实力还很弱，基础设施落后。福州虽然是省会沿海城市，但一没有高速公路，二没有大型港口，一些干部的工作作风也比较散漫。习书记在机关工作作风方面做了大量调研，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了解了真实情况。他首先致力于在福州市党政机关营造一个“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优良软环境。

1991年1月14日，习书记在这一天的《福州晚报》一个不起眼的位置看到一篇豆腐块报道，内容大致讲的是福州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这篇报道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他马上组织市委政研室等部门的同志研究市民办事的各种流程和难点，在50个小时之内就编写了一份《福州办事指南》，并且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以向群众反馈。接下来，习书记召开市委工作会并作讲话，要求机关干部对群众的诉求给予充分重视，讲求工作实效，少说空话，狠抓落实。这次工作会议3天之后，习书记又在马尾的现场办公会上提出，“要抓住那些群众急需解决的问题”，群众的事要“马上就办”。同时要抓为群众办事落实效果的督导工作，即使完成了，也要回头看，通过督促检查落实“真抓实干”。

机关一些干部中存在多年养成的惰性，需要一个克服过程。但习书记雷厉风行，大大缩短了作风转变的时间。同时，他也不断创造更好的硬件条件和制度条件，着力提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效率。习书记对制度问题有很多思考。他提出，把为群众办事置于优先位置，在办事效率提高的同时，公务人员的劳动也需要制度化、规范化。比如，你想提高一个地区的治安水平，解决的方法不能是让警察每天加班不休息，今天通宵加班了，明天是不是就要休息一天？否则身体受不了，第二天的工作也做不好。搞突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但长此以往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把制度建设跟上，以制度合理调配人力资源，这样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福州当时搞了全国首个一条龙服务的“一栋楼办公”，把各个机关单位的服务窗口集中在一栋大楼里，让一系列手续可以在一个地方高效完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大大提高了为群众服务的效率。包括习书记后来到省里工作以后主持的“数字福建”建设，以及整合各个部门的投诉电话集中到“12345便民服务平台”喊出“12345，有事找政府”，再上升为电子政务，这些都在制度和硬件层面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打出了一套提高机关办事效率的组合拳，保障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可持续发展。

减负增效也是习书记对制度建设的一大贡献。自始至终，习书记对基层都非常关心，当年他就提出减负要与增效相结合，把公务人员从一些无谓的低效劳动中解放出来，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做更多直接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为群众服务的事情。

在习书记的严格要求之下，福州的机关服务效率得到明显提高，社会经济发展也驶入快车道。全市的生产总值在省会城市中排名从1990年的第12位上升到1994年的第8位，进入全国先进行列。

所有这些成就，都是习书记通过最基础的调查研究，一步一步将政策研究成果转化为工作实际效果。今天我们讲整顿作风的问题，讲减负和增效相结合，讲减负和创新相结合，讲多到基层现场去，这些都和习书记当年的思想精髓相吻合。习书记当年还不断向我们指出调查研究要多到困难多的地方，多看具体的事，“少看花瓶和盆景”“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直到今天，这些先进的工作理念和方法，仍是我们应该好好遵循的。

采访组：“后院”和“角落”具体是指什么？

梁建勇：“后院”和“角落”就是那些没有摆在明面上的事情。“多看看后院和角落”的调研办法，与那些“走马观花”式的调研有很大区别。比如，他去调研的时候，对下面已经安排好的“成绩展示”可能就不那么在意，他会去看一些很细节的地方，去寻找企业的困难点，问问企业发展中资金贷款、员工招聘等短板，看看农业生产的缺项，去群众家里掀开锅盖看看吃的什么，慰问哨所官兵时把手伸到战士被子里面看看潮不潮，等等。

关于“后院”，当年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罗源、闽清、永泰三个县，可以算是福州市类似于“后院”的地区。习书记曾经形象地把沿海的几个县比喻为足球场上的前锋，把这几个县就比喻成后卫，希望他们保护生态要当好“后卫”。有一次开会发言的时候，这几个县的领导都发了言，其中一个县的领导说：“习书记，我们是后卫，我们想当好后卫。不过，我们还想当一个全攻全守型的后卫，当一个能进球的后卫！”此言一出，会场笑声连连，习书记也很高兴，对此表示赞赏。

采访组：在福州战略构想形成过程中，习近平同志的整体规划有哪些鲜明的特点？

梁建勇：习书记在福州担任市委书记的几年当中，他的整个决策都贯穿着一种审时度势的大局观。这是我们都很佩服习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任何具体事情，习书记都可以放在大局里面通盘考虑。这是领导干部的格局问题，也是一种重要的领导素质。

1992年11月10日，习书记主持召开了一个政策咨询调研会议。凡是习书记主持召开的会，大家都比较放得开，愿意敞开胸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的同志讲了当时流行的“红灯论”，习书记就此谈了看法，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广东和福建沿海开放地区流行一种论调：“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黄灯抢着走，遇到绿灯快快走。”这个论调大致意思是只要没有严重违反原则，就可以大干快上，听起来似乎也大差不差。这种思想逐渐流行开来，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演变成“黄灯赶快抢，红灯也可以试着闯一闯”。对此，习书记严肃指出，我们不能搞这种“红灯论”，我们都希望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加快地区发展速度，愿望都是好的，但违反中央原则的事情坚决不能做。希望大家不仅要弄清楚“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还要弄清楚“允许干什么”“应当怎么干”。习书记这段话，充分体现了他站在国家层面和战略高度考虑问题的大局观。他要求大家解放思想，同时也要求大家站稳原则立场，与中央对标对表，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日常工作中，他把“张弛有度”的原则把握得很好。他提倡“今日事今日毕”。我们跟他工作，并没有什么无休止的“5+2”“白加黑”。遇到一些需要集中处理的工作，有时候也会晚上灯火通明，大家一起加班，但我们并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压力。这是因为，在习书记这个层面，就有一个很合理的工作规划，整个机关的协调性很好。我们工作上有时也会感到劳累，但并不觉得着急上火，因为事情都在有序办理。反之，如果领导干部“想一出是一出”，拍脑袋就是一个主意，操作性又很差，工作人员办起事来就会很恼火，就会承担很多无形的压力，最后工作效果也会打折扣。毕竟，谁能把不合理的决策合理地办好呢？所以，领导干部主持工作，确实应该像习书记这样，注重规划，注重合理性和协调性，注意火候，掌握分寸，胸中有数，符合规律，这样就可以理顺工作流程，获得良好效果。

习书记非常注意科学决策，在那个年代就有先进的决策理念。他曾说，现在社会上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需要决策的事情越来越多，这就需要相应的决策支持手段，需要科学的决策方式，如果还是凭经验办事、靠传统办法决策，是不可能跟上时代要求，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这个论述，今天听起来可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但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讲出这样的话，确实很有前瞻性。

采访组：请您介绍一下，在福州的总体规划制定完成后，市里都开展了哪些重大项目建设？习近平同志主持工作的几年当中取得了哪些发展成果？

梁建勇：习书记卓越的大局观对福州的总体规划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多次在规划会上提出，规划是灵魂，是龙头，是城市发展的动力。凡事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由此，习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构想，主持制定了“3820工程”总体规划，即福州市3年、8年、20年的发展规划。今天，20多年过去了，我们仍可以说，他当年对福州的总体规划既很科学又非常具有前瞻性，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同时能够有效对接未来发展。

在福建省委办公厅主办的《八闽快讯》1996年3月8日这一期增刊中，习书记重点论述了对福州市转变发展方式的宏观思考和基本思路。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一片大干快上的氛围中，习书记冷静地分析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其中重点提到的环保问题、投入产出问题、发展质量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转变增长方式问题，这些即使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有预见性的，他在文章里都提到了。很多问题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才逐渐引起人们重视，我们这几年才开始逐步在讲。此外，像高科技核心技术水平的提高、科学精细化管理、追求低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方式、着眼内涵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为了构建先进的产业结构，必须大力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关键性领域，习书记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关注这方面问题了。

习书记在抓发展的时候，很注意抓载体。福州是沿海开放城市，同时又有很多华侨、台商资源，习书记因势利导，重点推出三种类型的开发区模式：一是国办开发区——福州（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二是侨办开发区——福清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民办开发区——鼓山福兴投资区。习书记的大局观和系统思维能力非常强，国家给一个发展平台，他充分运用，缔造了以国有经济、外资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三个平台，当时在全国这是有创新性的。

在“3820”工程引领下，几个大项目开始上马。当时习书记手上几个重要项目中，一个就是长乐国际机场。福州原来只有一个军用机场，也兼作民用，但这个机场规模较小，功能落后，天气条件稍有变化就不能起飞了。习书记克服很多困难，使长乐机场建设成功上马。机场建设的领导班子怎么定、钱怎么筹、怎么施工，都是习书记亲自谋划的，最终建起了这么一个很现代化的机场，到今天也不落伍，而且还留了比较充分的发展空间。当时提出要把福州建成一个国际化大都市，要与国际发展接轨，需要建设一个大型国际机场。今天你们也能看到，福州的航班可以直飞美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东南亚地区等，对福州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如果没有当年习书记的大手笔，我们现在不可能还可以做二期三期扩建。由这一件事情，可以看到习书记当年超前的眼光和宏大的格局。

根据“3820”发展战略，福州市还进一步加快高速公路、深水码头、电力能源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以适应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需要。闽江调水工程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项工程的建设，不仅对福清市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对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建设起到重要推动作用。长期以来，福清市备受干旱的困扰，为了解决水资源匮乏问题，福清市委、市政府提出调闽江水到福清的宏伟设想。经过多方论证和前期准备工作，这个设想终于付诸实施，并被列为省重点建设项目。工程的涵渠由主线路和3条支线组成，总长度111.87公里，其中隧洞53.55公里，各种管道41.94公里，渠道16.38公里，总投资达8.2亿元。工程近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0立方米，年调水3亿立方米；远期调水规模为每秒15立方米，年调水4.5亿立方米。

习书记多次亲临施工现场视察，察看施工进展情况，慰问施工人员，听取工作汇报，及时解决问题，提出指导意见，推动工程不断顺利开展。在视察青圃岭隧洞时，习书记还亲自乘坐施工车进入洞内察看工程进展情况。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闽江调水工程顺利竣工。回过头来看，当时做这项大工程是非常有远见的，满足了福清市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供水需求，提升了福清市的投资环境和生活环境，促进了福清市多项事业更快更好发展，进而拉动了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进一步发展。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的电信枢纽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福州电信部门最早跟诺基亚、爱立信、富士通、摩托罗拉开展合作，习书记多次到福州电信调研。同时，福州港通过大规模建设，也跻身全国十大集装箱码头之列。当时还建设了福州华能电厂、华东最大的水电站水口电站，有效地缓解了福州能源紧张的问题。

习书记在招商引资方面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主持工作的时候，是福州引进台资、外资企业最多的阶段。比如冠捷电子、中华映管、东南汽车等等，都是在他手上到福州落户的。民营企业除了福耀玻璃这样的制造业，还有一个企业颇具戏剧性。当时，有几名从一家知名电子企业走出来的年轻人，到习书记办公室跟他汇报，说他们想在福州创业。习书记表示全力支持。他的态度使这些年轻人觉得自己发现新大陆了，因此后来给新组建的公司取名为“新大陆”。直到今天，这家企业发展得还不错。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回福建视察的时候，还专门去看了这家企业。

习书记主持福州全面工作的5年，是福州历史上经济增长最快的5年，以年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福州在全国城市的排名快速提升，经济总量在全省排第一名。福州原来的经济规模是很小的，因为地处海防前线，国家没有在这里布局重大项目。习书记来了之后，所制定的战略规划起到了引领作用，让很多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在福州全面推进，进而促进了福州经济快速增长。

采访组：您1992年初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时，兼任支前办主任。请您讲一讲您到支前办工作的过程。

梁建勇：我1992年初到福州市工作。当时，我已经在省里工作很多年了，一直有到基层工作的愿望。我想，如果能到县、区任职，接触群众多一点，给老百姓服务更直接一些，对自己锻炼也更大一些。有一次，我跟习书记谈起这件事，说：“如果有基层岗位需要我，我很愿意去福州市工作。”习书记听后表示肯定。他说：“建勇，你这想法很好啊！”我当时以为可能会被安排到县里或区里工作，因为省里有好几个处长都去了县区工作。后来到调动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支前办主任。

1992年2月，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通知对我的任职安排。之后习书记找我谈话，他对我说：“福建是海防前线，我们支前办的工作主要是跟部队打交道，负责为部队提供后勤保障的相关协调，就等于部队在地方的一个家。你在这个岗位上一定要好好为部队服务，把相应的工作做好、做细、做实。”我当即表态说：“习书记，我服从组织安排，一定努力做好工作。”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为什么高度重视双拥工作？他是如何看待双拥工作的？

梁建勇：我过去对支前办工作接触比较少，了解比较笼统，想象中也就是完成每年安排的任务，为驻军做一些服务、提供一些地方层面的便利。兼任支前办主任后就发现，要按照习书记严格的工作要求和细致的工作部署做好工作，实际上是需要特别花力气、下功夫，需要用心用情的。

我有我的岗位职责，自不必多说。习书记本身日常事务就非常繁忙，工作千头万绪，但他在支前工作上投入的精力也是很多的。慢慢地，我在工作当中发现习书记大力支持支前工作，不仅是因为他职责所在，更是因为他对部队的关爱和关心是发自内心的。他受父母和家庭的熏陶，他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是军人或军属，他自己也曾在军委办公厅工作过。所以，习书记对部队的深厚情感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

当然，这一点我起先并没有很多理解，但随着工作的开展，看到习书记身体力行做支前工作，越来越感觉到他是发自内心地热爱人民军队、支持国防建设。几次市委商议决定一些与支前工作有关的事情，他都反复强调说：“部队的事，是国之大事，也是不寻常的特事。既然部队的事是特事，那就要特事特办。”在习书记看来，巩固国防、支持军队建设，是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双拥工作制度建设方面有哪些贡献？在具体工作上有哪些举措？

梁建勇：1991年1月，经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民政部和总政治部在福州召开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全国双拥工作会议。从这以后连续七届，福州都被评为双拥模范城。福州能够取得这样的好成绩，与习书记主持工作期间的工作制度建设和具体举措是分不开的。这期间，福州市探索出了政策拥军、物资拥军、科技拥军、服务拥军等一系列长效机制，还出台了《关于在农村全面开展义务兵养老保险工作的通知》《福州市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细则》等政策，以切实维护军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各项优抚安置政策落到实处。这其中一些制度，是适应当时情况的，后来随着社会发展进行过调整。还有相当一部分制度，可以长期指导福州的拥军工作，就长期固定下来，直到今天还发挥着重要作用。

今天我们的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极大丰富，部队的物资供应已经不存在什么问题了。但在当年，因为处在改革开放初期，部队的物资供应还有一定困难。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经历了一个物价普遍上涨的阶段，但军费增长却相对滞后，这就造成部队伙食水平无形下降。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习书记要求地方必须给部队提供“四个一”，就是：一个好食堂，一块好菜地，一个好饮水，一个好猪圈。要求一提出来，下面就抓紧去落实，随后习书记就下基层去检查落实情况，我们跟习书记去过连江县，专门检查“四个一”落实情况。

保障部队的粮食供应是一项不容有失的工作，那时虽然各种粮食都能保证供应，但品种过于单一。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当时因为福建本地不生产黄豆，习书记专门批示要求粮食部门从外地调一批黄豆来供应部队。随后，习书记又专门要求我们调配了一批面粉，增加部队假日的粮油供应，补充部队需求。那段时间部队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习书记所提供的帮助非常及时。记得当时在福州军地流传很广一句话：“军队在忍耐，人民要疼爱！”这句直白、简单而又活泼的语言，说出了军队与人民和政府的鱼水之情。

采访组：请谈谈习近平同志在双拥机构调整和整合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

梁建勇：习书记把为部队服务的政府机构进行了整合。支前办和双拥办职能相近，两个办公室就进行了合并。他认为，服务部队的部门要有好的统一规划。“多头”服务保障看似众星捧月，但军队的“小伙伴们”很多，有时候会出现沟通不畅、重复浪费的情况，军队遇到具体事情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顾此失彼，保障作用反而发挥不好。在习书记主导下，把很多涉军部门整合到一套班子当中。当时我兼任支前办、双拥办、海防办的主任，还分管联系交通战备办等几个部门。这些部门的名字不同，功能也不尽相同，甚至所属单位也不相同，比如双拥办是民政下面的、交通战备办是交通局下属的，之前按理来说都可以不用互相通气。把这些单位统一到市政府办公厅下的一套班子里，由市政府副秘书长兼任主任，这样各部门就能够最充分地相互配合、整合资源，使工作流程大为缩短，协调工作也更加顺畅。当然，这样一来我们的工作量就更大了，因为各项工作我们都要统筹起来抓。日常都要频繁地去部队收集情况、整理问题，回来向市委、市政府汇报。习书记每次都会针对问题进行研究，作出部署，我们再根据他的指示去落实。任何事情一旦交代下来，他是不会忘的。我们也不会等着他来督促，每周我们都会主动把进展情况向他反馈。

各机构在整合前，确实是各自为政、各干各的，人手不够、力量分散，对部队的服务往往流于形式。比如，过年过节或有什么活动期间，集中把专项资金花掉，给部队买东西，办些例行的事，就算万事大吉了。但机构整合以后，所有涉军部门形成一个功能健全的常态化机构，就有了很强的职能作用，能够更加及时了解部队的状况，提供精准服务。

比如，刚才讲到在物价上涨的时候，习书记专门为部队调配黄豆、面粉、食用油，这是他发现问题而提出的举措，很有针对性。而日常发挥长效作用的，则有赖于他所精心整合的机构和机制。物价上涨期间，我们主动为部队提供粮油补贴，并且随着物价上涨逐年提高。当时全市有40多个军供点，在统一指挥下统一行动，常年保证部队供应。

在经费方面，习书记也给予大力支持。当时，福州财政并不像今天这么好，还是比较紧张的。原来我们就是申请过节去慰问的经费，一般八一、春节等节日各拿出一些钱，一年几十万元经费，大部分花在这上面。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要求市政府领导研究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一些钱，拿出专项经费开展平时的工作。很快，市政府决定拿出100万元，后面又加到200万元。现在看这个数字不算多，但在上世纪90年代初，这个数字是相当可观的。

采访组：在军转干部安置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是怎么处理的？

梁建勇：对军转干部的安置，习书记都是亲力亲为。事实上，很多军转干部因为年龄原因，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就业时机，习书记就主张全市统筹，几年就安置了500多名军转干部。仅1993年一年，全市就有10多位师、团级军转干部被安排到公安、交通、审计、安全、打击走私办等重要部门担任领导职务。

习书记在主持福州工作期间，把拥军提到了相当的高度。他反复强调，“我们的工作不仅要让群众满意，也要让部队的同志满意，这才算过关。我们对部队如何支持，一定要打破常规来看，从大处着眼。我们不搞走过场，我们双方的感情都是发自内心的。拥军工作的成效绝非一日之功。我们军地双方的事情，历来都办得很痛快！”习书记所说的“痛快”这个词非常直白，而且任何其他的词都无法代替这个词所表达的那种鱼水之情、兄弟之情。

采访组：请您给我们讲一下习近平同志拥军优抚的具体事例。

梁建勇：习书记考虑问题细致，一有时间就安排去部队了解情况，遇到问题就当即解决掉。比如，有一次，我们跟他去驻在沿海高山的部队调研，习书记到官兵们宿舍做客，伸手到战士的床铺上一摸，发现被褥比较潮，战士们睡起来会很不舒服。他立即指示我们去买一批电热毯送给部队。

1991年初，某师某部队从连江搬到福州。一个部队搬迁到城市里，面临很多具体问题。如果地方上不能有效配合，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很困难。习书记从各个方面做了周密准备，全力支持部队搬迁工作，让该师的师长非常感动。搬迁基本完成后，习书记于1992年11月带了市里一批人去师部调研，发现师部门口的路未达到建设标准，比较窄，大的军车通行和会车都有困难。习书记当即留下来开会，现场决定把路拓宽，并要求严格按照标准和工期进行施工。经过40多天紧张施工，新的江厝路于1993年元旦正式通车。看到习书记如此关心军队建设又如此雷厉风行，该师的师长和政委都很感激和钦佩。

1992年初，驻福建海军某部要从宁德搬到福州来，这个搬迁的规模更大，同时带来了400多位随军家属安置、子女就学等问题，涉及3个区、30多个部门。部队要搬进去的那个地点，还有很多人在里边，涉及24家大小工厂和100家住户迁出问题。此外，还有自来水增容、电力增容、征地等纷繁复杂的问题，涉及面非常广。习书记把所有问题作了梳理，带着市政府和3个区的领导及30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主动去找该部开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坐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搬迁到这里，肯定困难不少，你们有多少难处，请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倒出来！然后我一定每一粒都捡起来！”听到这么敞亮的话，该部司令和部队的同志们当时就眼前一亮。

现场办公会梳理了部队面临的所有困难和亟待解决的问题，也制定了解决问题的方案，提出了完成的期限。习书记最后说：“这件事情，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任务，每个部门都要以最高的效率完成。我现在把令旗给梁建勇，他负责落实。以后每周至少要来一次。”

当时福州户口是非常难进的，一年机动的名额也就是两三千个，这一次海军来给了420个，前后几年大约给了海军1200个。习书记讲，遇到这种事一定要带着感情办。后来，市里开会研究专门追加这一批户口指标，解决了所有安置问题。还有煤气开户的问题，当时也比较困难。习书记交代一定要帮助海军家庭解决指标问题，城建部门也很快落实了。关于部队孩子读书问题，习书记说，一定要把部队的孩子们安排到好的学校，他们一直跟着父母颠沛流离，从小就没有受到好的教育，现在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

在习书记大力支持下，部队搬迁进行得很顺利，该部上上下下都非常满意。该部司令后来动情地说：“我真是没有想到，你们福州办事的效率，一点也不比我们部队打仗逊色！”

习书记无论走到哪里，对老干部都是非常关心的，同样他对部队老同志也非常关心。有一年夏天，一个部队的老同志向他反映福州买不到绿豆。这本来是一句随口带过的话，但习书记却记在了心里。后来他交代我们办，从此我们就建立一个制度，给每位老干部每个夏天供应4斤绿豆。他同时还交代，很多老同志是从北方过来的，要想办法调一些面粉给他们。

1993年1月，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开工前一天晚上，我们10点多在办公室加班。习书记让他的秘书打电话给我们布置了一件事情：明天参加开工的老将军们，你们要挨家挨户地通知，让他们把衣服穿得厚一点，因为海边的风很大，容易着凉。我马上组织人挨个儿打电话，接到通知的老同志都非常感动。

习书记经常利用周末时间和部队首长交流，福州周边的几个部队他都去过。有时候他打个电话就去了，有时候部队首长过这边来。我们一般都会陪同。跟部队首长一起吃个便饭，聊聊天，谈一谈，所谈的也大部分都是工作上的事。有哪些要求的事情还没有解决，或者解决得不到位，习书记都会主动地询问。这足以说明，他跟部队的感情非常深。也是从那个时候起，福州地方和部队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福州的军地关系也非常融洽。

习书记一直非常重视优抚工作。他到每一个地方调研，都会注重优抚政策的落实情况，行程里都会有看望军烈属的安排。当时，福州市制定一系列优抚政策，给军烈属解决了生产生活上的很多实际困难。同时还拨出专项资金开展“五个一”帮扶工作，也就是户种一亩果、养殖一亩水产、饲养一群禽畜、掌握一项技艺、一个劳力进乡镇企业。当时在福州的优抚对象中军烈属有19.5万户，占优抚对象的88.7%。过去优抚的补助是每月每人50元，习书记经过研究给加到100元。随着物价上涨，补助金额也跟着增加。习书记指出：我们的很多问题，就是因为用过去的老政策管今天的新问题，这样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冒出更多的新问题。原来的一些标准、做法，和今天的新情况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了。适当作一些调整，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1994年1月19日，习书记带领我们到晋安区慰问军烈属，路过新店镇赤星村的时候，陪同的同志向习书记介绍说：这里一个村子住着解放福州时第一个带领解放军进城的地下交通员，叫黄嫩弟。习书记当即就决定去看看这位交通员。一行人驱车来到黄嫩弟的老屋前，那时老人家已经85岁了，和老伴住在村子里。习书记见到老人家，很亲切地嘘寒问暖，当问到子女的情况时，老人家情绪很低落，告诉习书记他的儿子已经去世了，还有两个女儿也嫁出去了，不在一起生活。习书记又了解到，老两口的身体也不太好，生活比较拮据。习书记当即把村镇的干部叫过来，对他们说，黄老为福州城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是有功之臣，我们各级政府有责任为他创造良好的生活条件。习书记当即决定把后面要发放的慰问品和慰问金留下先发给黄嫩弟老人。他让人把黄嫩弟的女儿找来，还与他的女儿聊了一会儿。他嘱咐说，平时如果有时间，一定多回来看看老人家，免得他们孤单，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孝道不能忘。后来，区镇又做了一系列工作，把黄嫩弟列入优抚对象，老人家的生活情况逐渐好转。

采访组：福州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地区，每逢人民有困难的时候，人民军队总会身先士卒，抢救人民生命财产。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同志主持福州工作期间，驻福州部队为人民作出的贡献。

梁建勇：有句话说，“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市委、市政府对人民军队的拥护与支持，换来的是部队对福州人民深厚的感情。在危难之际，人民子弟兵毫不犹豫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1992年7月7日，福州市发生50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中洲岛有100多户群众被困，因为水流湍急，冲锋舟上不了岛，而且一旦下水，救援人员大概率会牺牲。这个时候，从岸边搭绳索向外转移还需要一些时间，能立即对这些群众施救的只有空军的直升机。习书记当机立断，指示我立即联系驻榕空军。我们立即上门联系，空军某部请示上级后调直升机飞过来，开始一批一批地把岛上群众转移出来。这期间，绳索也搭好了，很快就把岛上群众全部顺利转移出来，没有一个伤亡。救援结束后，习书记让我们去好好慰问一下指战员。

这场洪水把上游大量的杂草冲下来，堵塞了福州市东南水厂的全部进水口，导致供水中断，危及群众生活。当时唯一的办法，是有人潜到几米深的水下，将水草残渣清理出来。但这个工作对非专业人员来说太危险，必须求助于专业潜水的战士。习书记让我们给海军某部打电话求援，海军立即派出十几名潜水员，拉了几车的装备赶到现场。潜水员潜下去，把水草一点一点拔出来。因为操作空间小，又有一定的危险性，十分辛苦，因此一个小时就得换一个人，前后足足工作了一整天的时间。清理水草过程中，习书记嘱咐我说：“水里太凉，体力消耗太大，你们去买一些高能量的食品给这些战士吃。”在战士们持续奋战一天之后，入水口终于打通了。习书记又指示我：你一定要带人带着慰问品专门去部队慰问一次，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在这场洪水中，福州洪山的粮库也是岌岌可危。当时，水马上就要涌进粮库，市领导正在调配力量赶往救急，但当时各方力量都在抗洪，一时难以调集出人手。就在这个时候，有整整两卡车的解放军战士开到市政府大院，我跟着几位市领导赶快下楼迎接，原来是驻连江某旅的解放军战士。领头的军官见到我们就说：“领导同志，我们知道福州现在被淹得很厉害，但我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救援，所以开到市政府来，请你们调遣！”当时，我感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心里想：“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啊！”我当时就站在翁福琳市长身边，我看他也是被感动得直擦眼泪。

事不宜迟。我们立即带着两卡车的战士赶赴粮库。出发前，习书记指示我们要给战士们带些吃的。我们当时也没有现成的饭菜，于是抓了几袋馒头，放到车上就匆匆出发了。

从以上这三件事，可以看出部队对福州人民饱含着真挚的感情。我相信这种感情是人民子弟兵与生俱来的，但也得益于习书记日常对双拥工作的高度重视，与驻榕部队的充分交往和交流。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双拥工作结出硕果，人民军队在福州人民需要的关键时刻，总是能够更顺畅地投入到保卫人民生命财产的战斗中来。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的诗作《军民情·七律》流传很广。您能否讲一讲这首诗的来历？

梁建勇：习书记的《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是为了祝贺“全国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会议”在福州召开而作的，并于1991年1月13日在《福州晚报》上发表。多年以后，我见到习书记的时候，还提起过这首诗。

2014年八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回到福建，接见了几位当年从事双拥工作的老同志。会见快结束时，我们准备往外走，我和他寒暄告别，那时我想到了《军民情·七律》这首诗。我说：“总书记，回想起多年以前在您领导下的双拥工作，我就想起您1991年写的那首七律《军民情》，今天读来仍然荡气回肠。”习近平总书记说：“那首诗你还记得？”我说：“还记得。”他就对大家说：“那我请梁建勇把我当时的诗念一念。”于是我就读了起来：“挽住云河洗天青，闽山闽水物华新。小梅正吐黄金蕊，老榕先掬碧玉心。君驭南风冬亦暖，我临东海情同深……”念到这里，习近平总书记很激动，接着大家一起念道：“难得举城作一庆，爱我人民爱我军。”话音一落，大家热烈鼓起掌来。那个时刻，现场的气氛非常温暖人心。

习书记当年写这首诗的时候，福州市正在召开全国双拥模范城表彰大会。过了不久，全国要评选一批拥军优属模范，省、市一致推荐了他，而他极力要求大家不要选他当先进，因为他觉得他做的所有这些事，都是他的本职工作。但军地双方一致强烈要求他当拥军优属模范，我们相信这个“拥军书记”不仅仅是一个荣誉，也是为历史提供一个正确的认识，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合格的榜样。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习书记当年制定的很多双拥政策，建立起来的牢固的双拥工作基础，以及福州人民和部队之间深厚的感情，一直是福州一面不褪色的旗帜，并且至今依然高高飘扬。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主持工作期间，持续关注民生。他任职期间，“菜篮子工程”是一个突出亮点，请您具体讲一讲这方面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对民生的关注不仅停留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他还根据问题来完善制度，使问题得到根本解决。“菜篮子工程”就是习书记关注民生的一个典型实例。

福州市民吃菜难是由来已久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市民对政府的意见很大。因为经常有台风、发大水，动不动就把菜地冲走了，福州蔬菜的供应链说断就断，那真的是突然一下市民就买不到菜了。福建省本身的粮食自给率也很低，山多地少，种蔬菜就不能种粮食，所以有很大一部分要从省外调。习书记直面民生痛点，下定决心通过“菜篮子工程”解决市民吃菜难问题。

习书记提出要把琅岐岛和闽侯的南通、南屿列为福州市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琅岐岛蔬菜基地是由闽江淤积冲击而成的，土地平整肥沃，从习书记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个地方就一直在种菜，是福州市民最大的菜篮子基地。现在因为供应已经上来了，琅岐岛才开始开发。习书记在福州那几年，“菜篮子工程”建设全面推进。他明确指出，“菜篮子工程”要以市场为导向，这样才能有效形成产供销一条龙，并且持续地良性循环下去。

在习书记手上，福州市的蔬菜批发市场、水果批发市场、生猪屠宰厂等都更深入地走上了市场化道路，并且全面开始对接市场信息，交换需求来源，打通供销渠道。在习书记离开福州市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又在他当时工作的基础上，延伸了信息服务平台建设，缺什么菜，信息就发布到电子平台上，第一时间打通供应管道。这样，福州缺菜了，其他地区的菜马上就能过来。

在习书记手上，严格的食品安全制度也全面建立起来了。比如，福州蔬菜农药残留量的检验在他督促下得以全面施行，购买了比较先进的检验设备，让福州市很快具备了快速检验的硬件基础。猪肉瘦肉精含量的全面检验制度也全面施行。最初，习书记让市财贸部门去调研农业部门如何检测瘦肉精。调查后，财贸部门负责同志介绍说，他们用的是一种土办法：赶一头猪走上坡路，用棍子打猪的屁股，如果它腿软，走不上去，就是吃过瘦肉精；如果它很顺利地走上去了，就是没吃过瘦肉精。习书记听完汇报后说：“这倒是个土办法，但很难达到精准，结果是不确定的，还是要用设备。”他还强调说：“这是涉及老百姓食品安全的问题，千万不能糊里糊涂的。”之后，省、市很快下拨了专项资金，添置了一批检验瘦肉精的设备。

从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以来，他规定市委、市政府每年至少要给福州市民做20件大的实事，这其中囊括了市政建设、百姓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但每年雷打不动、排在第一位的事，都是“菜篮子工程”的持续建设。这是一个涉及福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大事，又是长期的工作，习书记每年都重点抓，严格督办。而在其他的实事里面，从来也没有过名不副实的项目，事事件件都抓在民生上，抓在老百姓的困难诉求上，抓在人民群众的迫切需要上。

采访组：“菜篮子工程”建设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阶段性产物，对传统商业变革起到了哪些作用？习近平同志又是怎样发挥其作用的？

梁建勇：“菜篮子工程”之所以头绪复杂，食品安全之所以难抓难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城市的农贸市场作为市民重要的消费来源，却是个体经营的集合体，来源复杂，经营者难以管控。所以，习书记那个时候就开始筹划和推进传统商业的变革，但是这种变革又不能过于激进，他就开始把农贸市场推进到向超市过渡的中间状态。在习书记支持下，当时福州的国有企业华榕集团，利用香港窗口企业的优势，在福州探索创办了第一家连锁超市。习书记到省里工作后，我们延续他的思路继续做，除华榕超市外，永辉超市、新华都超市等企业也逐渐开始崛起，形成了百姓生鲜超市，也就是农贸市场到综合超市的过渡状态，很好地为福州市民提供了生活方便，也逐渐覆盖了市场。同一时期，麦德龙、沃尔玛、家乐福等洋超市也进入福州。农贸市场、生鲜超市、大型综合超市三足鼎立，这当时在其他城市是没有的，从不同角度为福州市民生活提供了便利。

这个推进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争议很大，矛盾也多，不只是市里，在省里甚至一些国家部门都有很多反对声音。经过调查研究，我们坚信这条路是对的，农改超必然是城市发展进程中的潮流。1999年的时候，这方面的争论逐渐达到白热化，当时习书记已经到省里工作，我当时作为福州市分管商贸的副市长，在中央电视台“时空连线”栏目与农业部的一个司长展开了一场辩论，那天的辩题就是“农改超到底好不好”。我的立场是从习书记主持工作的时候一直延续下来的，是一贯的：农改超不仅好，而且是大有必要的。那位司长的观点是：农改超这个过渡状态的业态，是不宜大面积铺开的，城市里应该要么发展超市，要么就发展农贸市场。那位司长自然有他学术研究的角度，我们今天没必要回过头去说他哪里错了。但很明显的是，习书记当年对农改超的系统思考，确实适应了这么多年的社会发展，这不仅能从商业业态这些年良好的效果看出来，从永辉超市等企业的发展也能看出来，而最大的受益者是老百姓。这种业态，为人民群众有效解决了食品安全问题。在辩论中，我们指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是农贸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农贸市场是由个体经营组成的，试错的风险成本太低，但发生食品安全问题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小规模的食品安全问题，你是抓不到的。就算抓到了，过几天他到别的农贸市场又另起一摊。这就是不能集中管理的弊端。而超市的试错成本极高，经不起任何事故，否则整个店都会受影响。这就倒逼超市要更加严格地自我管理。而现代大型综合超市带来了过度包装、生鲜食品价格高等问题，也不能满足群众对消费水平的认可。在这种情况下，农改超这种过渡状态就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老农贸市场里那些失去监管的食品安全问题，那些多年达不到标准的卫生环境，都能在农改超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同时还保证了市民能有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生活必需品。

中央电视台播出后，我就跟习书记汇报了这次辩论的过程，那时他已经是省委副书记了，主管农村农业。他说，那天晚上我看那个节目了，你讲得很好，我们就是要按这个思路往下走。巧的是，分管商务工作的李岚清副总理也看了那天的节目，有一次开会的时候他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有的人说农改超不好，我看你们专家就没有辩过福州那个副市长。”

习书记大力推行的农改超，实际上是后来餐桌污染治理等一系列举措的基础，也给这些本土的超市奠定了发展的政策基础。同时，我们也没有搞“一刀切”，农改超形成的生活超市全面支撑市民生活的同时，大型综合超市也在全面发展。而且，我们也保留了几个特色农贸市场。这个保留还是有必要的，有些很小品种的东西，是不可能进超市的，一些海产品也进不了大的采购系统，它们就可以继续保留在特色农贸市场里面继续为市民提供服务，我们也可以对仅存的这几个农贸市场实施针对性监管。

从“菜篮子工程”到治理餐桌污染再到大型生鲜超市，随着潮流不断发展，这个业态的变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习书记的社会治理理念。事实上，福州现在很多成规模的产业，都是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时打下的良好基础。这些产业现在依然是福州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且已经在全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习书记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我们当时基本能够体会到，今天更是清清楚楚地看到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市工作的几年当中，留下了许许多多关心基层群众、关心弱势群体的故事，请您讲一讲您所经历的这方面的故事。

梁建勇：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像平潭、永泰、罗源这些比较贫困的县，他都深入调研过，对这些县的情况了解得都比较详细，甚至这些县里面的乡镇他都走过。习书记心里一直有一个标杆，他讲过：“做县委书记，一定要把下辖的村走完；做市委书记，一定要把乡镇走完；做省委书记，一定要把县走完。”

1992年7月7日那场洪水过后，福州的天气非常炎热，仓山区下渡街道藤山弄的部分居民因为供水管径太小，水压太低，在天气热的时候，只要用水量一大，居民用水就出现问题。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要求相关部门迅速解决。这些部门从现场勘察到管网改造，只用了很短时间就解决了问题。在居民接上自来水那天，冰凉的自来水喷涌而出，当地居民非常满意，他们写了一首《天净沙·甘霖》寄给习书记：“藤山滴水人家，长夜倦灯苦捱；书记查情令下，流水音佳。爱民人，在今夏。”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的几年当中，像这样为人民群众解决实际困难的事例数不胜数。

对于困难群体，习书记也是持续关心关注，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把他们放在心上。今天的精准扶贫工作，实际上也体现了他一以贯之关心困难群体的社会治理思路。习书记对特殊群体、困难群体的关注程度，完全不亚于我们很多领导对热门问题的关注程度。

1992年4月14日上午，习书记在郊区现场办公，带领一批干部做接访工作。当时有一个70岁的老太太，就找到接访地点来了。习书记见到这位老太太时，礼貌地欠起身说：“您老请坐下。”随后让工作人员给她倒了一杯茶。老太太跟习书记说，自己生活很困难，老伴儿早就去世了，两个儿子先天性失明。一家三口只靠她一个人种一亩地生活，非常艰难。老太太含着泪水在那里说，习书记一直表情凝重地倾听。老太太讲完以后，习书记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您的困难我知道了，政府会替你分忧。”就这样，老太太和习书记道别后就离开了办公现场。谁知道，老太太刚一离开，习书记当即就把市里、区里、镇里三级单位的相关领导，还有福州市福利院的领导叫过来，指示他们把老太太的两个儿子收进福利院生活，老太太日常生活的费用由县乡村三级各负担三分之一。事情只用了几分钟就布置妥当了。当时，那个老太太才刚走出办公现场没多远，还不知道这个好消息。但是旁边一个在排队等候的残疾人目睹了习书记布置安排的整个过程，他突然激动地大声说：“习书记！我代表全市残疾人向你表示感谢！”

随着习书记下基层调查的深入和接访制度的开展，也有赖于他对困难群体的关心，更多残疾人的问题得以发现和解决。习书记接下来主持出台了一系列扶助残疾人的政策。在几次有关残疾人工作的会议上，习书记和市委、市政府经过研究布置了更多具体举措。比如，鼓励企业吸收残疾人就业政策，统筹解决白内障治疗、肢体残疾人的假肢补贴、聋哑人的康复，政府怎么做，出多少钱来做，等等，都有详细规划。福州市的残疾人工作做得好，国家也很认可。

习书记常说，对有特殊困难的人，要给予特殊关心，我们要搞雪中送炭。仓山区上渡街道有一个病退的困难职工林孔香是先天性左跛子，妻子张筱钦患先天性脊椎炎，18岁的次女智力有障碍，一家四口，残疾人就占了三口，仅靠他每月140元的退休金维持生活。习书记了解到情况后，与仓山区的有关领导协商，由区政府出面，并由民政部门调剂了一间商业店面租给他，让他经营食杂店，并要求民政部门补助给他1000块钱的救济款。就这样，他们一家能在半扶持、半劳动的情况下生活，既减轻了社会负担，也提高了生活水平。习书记对区领导说：“对这样有特殊困难的人，政府要特别关心，多为这些人‘雪中送炭’。”这位困难群众对习书记一直非常感激。

台江区有一位孤寡老人叫叶兰梅。1994年大年三十的晚上，她正自己一个人在家过年，习书记来到她家里做客。叶兰梅高兴地说：“习书记，我真没想到你能来陪我过年！平时最多就是居委会主任来看我，今天市委书记竟然来了！”也是这个大年三十，习书记还派了几位同志去看望鼓楼区的一位81岁的孤寡老人，并给他送上年货。

习书记挂钩扶贫的永泰县葛岭镇溪洋村，大樟溪水流湍急，横穿而过，无桥无路，村民的农产品无法卖出。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协调有关部门为村里修了一条宽5米、长200米的桥，大大方便了村民出行。

福州五中有一个三好学生，身患重病，从1994年10月开始基本都躺在床上，医疗费花了8万多，他父亲陈孟伦借了很多钱还没有还上，每个月只有两三百元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万般无奈之下，他们给习书记写信求助。习书记对他们一家非常关心，1994年12月11日批示“应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积极救助”，要求区里进行援助，妇联、团委还出面组织了捐款。

这些例子只是很小一部分，类似的事情不胜枚举，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直非常关注这些困难群体。

当年习书记常说，一般群众，政府要为他们提供的是良好的公共服务；而那些生活困难的群众，政府就要对他们给予一些特殊照顾。我们不做这些事，怎么能体现党的为民情怀呢？又如何谈得到践行我们的使命呢？习书记每次谈到这个内容，都带着深厚的感情，都是他对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他还说过，我们做的工作，无论大事小情本质上都是群众工作；无论大事，还是小情，人家求上门来，肯定都是有困难的，没有困难也不会来找你。所以我们的政府部门，既然管人管物，就应该帮助这些困难群体。

习书记对困难群众来信的每一个批示，都很认真地写上要求哪个部门来抓落实。最初，我认为这是习书记职责所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后来了解得多了，我感到不止于此，他如此主动、积极地关心群众和帮助困难群体，那是因为他有着一颗悲悯、善良的心，心里装着群众。再到后来，我自己也当了市长，当了市委书记，当我努力以习书记为标杆、像他一样去为民服务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工作量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如果没有持之以恒的坚定意志是难以坚持下来的。很难想象习书记当年是怎样不厌其烦做这些事情的。这时，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习书记能够如此为民谋福祉，所凭借的就是一颗共产党人为民奉献的忠诚之心，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初心”。

采访组：在习近平同志手上，福州大量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大量的文物得到保护和修复，请您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梁建勇：习书记抓工作一直是很全面的，对文化事业也是如此。他对福州的传统艺术非常喜爱，福州闽剧学校是他亲自倡议创建的，至今仍为传承闽剧艺术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习书记同时也认为，福州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应该在弘扬古代艺术的同时，也重视现代艺术的培养。他参加过一些活动，明显感到福州市的现代歌舞艺术水平差距较大，就由市里自费选送了一批学生到北京舞蹈学院委培学习，后来他到北京开会期间还去看望过这些学生。这批人深造以后回到福州，现在大部分都成了艺术单位的骨干，有些还走上了领导岗位。

习书记到福州市履新之初，就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他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在习书记手上，不仅现有的文物古迹保护修缮得很好，很多遭到破坏的文物古迹也得到了大量修复。比如，西禅寺、闽王祠、琉球馆等，与林则徐有关的建筑就有三处得到修复，此外还有冰心纪念馆、林觉民故居、邓拓故居等近代文物得到修缮和保护。还对64个名人故居、遗址等分别采取立碑纪念、挂牌昭示等办法加强管理。

为了弘扬福州的文化，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还立了不少历史人物雕像。福州有个说法是“四个老头把城门”，意思是四个城门分别有四位文化名人的雕像，即南门的林则徐，东门的严复，北门的王审知（河南固始人，五代十国时期闽国建立者），西门的张伯玉（北宋官员，曾任福州知州）。当时，有些人认为，为什么不塑一些现代时尚的雕像。到今天，我们才体会到，当时那么做彰显了历史文化名城的厚重和文化自信的魅力。

福州市民至今仍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就是习书记当年如何保护三坊七巷。当时一些企业对开发福州古城区三坊七巷很有兴趣，市里还与有关企业签订了整体开发协议。整体开发方案送到市委研究时，习书记在会上强调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他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三坊七巷整体开发就此搁置。2008年，习书记已经到中央任职了，我们去北京出差时专程向他汇报说，您当年关心保护的三坊七巷一事，现在解决了。习书记感慨地说，三坊七巷应该好好保护！当年我们部分同志对问题的看法有局限性，这也是青春的困惑、成长的烦恼。

习书记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感情至深，对福州文物呵护有加，甚至福州的名木古树，特别是榕树也得到他很好的保护。他还让我们组织文化部门和专家学者做了一套记录福州历史文化的丛书，有《福州古厝》《福州老街》《福州世家》《福州谚语》等等，共计有八本，是一套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我也做了一些审编工作，其中有一本分册《福州古厝》，习书记亲自为它作了序，几位民俗专家对此非常感动。习书记对这套书很重视，去国外出访时，还经常带上这套书送给海外的福州籍华侨。

采访组：福州毗邻沿海，是一个台风、洪水频发的地方，突发事件也非常多。习近平同志面对这些突发情况，是如何应对和处理的？

梁建勇：习书记刚来福建的时候，年龄刚30出头，很多福建的老同志评价那个时候的他，说他老成持重，有远远超越他这个年纪的沉稳，在应急和危机处置时，越发突显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大将风度。

福建是台风多发地区，习书记是从内地来的，到福建工作时间并不长，而且当时班子成员的年龄都比他大，他是常委里面年龄最小的。然而，每次台风来袭的时刻，习书记都非常冷静地部署：台风来之前怎么动员防御，台风登陆的时候做什么，台风过后如何开展工作……他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指挥，完全超乎我们这些福建人的想象。

还有1992年的洪水袭击福州市区，他指挥群众撤离，调集救援力量，他自己也到解放大桥、闽江二桥的桥头去察看具体情况，指出什么地方应该怎么抢救，吩咐我联系部队直升机帮助中洲岛的群众撤离，还有洪水过后的生产怎么布置，救灾物资怎么调配，所有工作他都做得非常细致，很有条理。

马尾重大火灾，习书记是亲自赶到现场去处置的，我们一般人看到现场会慌乱、心急，一急就会反映到决策上面，往往作出不冷静甚至错误的决策。但是习书记在这种突发性事件面前，头脑异常冷静，每次都是很耐心地听情况汇总，虽然有时候汇报的人声音都会打颤，但习书记仍然冷静分析，综合考虑，作出稳妥决策。

当时，福建的老同志和基层的干部群众看到都很震惊，他们私底下评论说，习书记真有大将风度。

采访组：高效、完善的领导方法，需要领导者自身具有高的素质，请您从这方面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的个人修养，以及他的修养与领导能力之间的关系。

梁建勇：与习书记共事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很有领导的责任心和担当，也很有领导的才华和艺术。除了日常细致深入的调研，他处理问题始终有着很强的科学性、创新性和协调性。习书记从大队（村）支部书记做起，一步一步走上县、市、省、中央的领导岗位。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经验，也有强烈的时代感和鲜明的创新思维，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与时俱进。

领导决策既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们领导干部对社会现象的随机性怎么认识，又如何把握普遍的规律和政策，全面提高治理水平，这是一个重要的能力。习书记就经常从很小的事件、问题中捕捉出制度的缺陷和问题，立即弥补完善，以提高政策的覆盖性和有效性。比如，他从“菜篮子”问题，发现了产供销结构的问题，又看到了农改超的业态发展问题，以及餐桌污染整治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习书记领导下工作多年，对我是很大的教育，受益良多。从他的身上，我体会到了领导干部提高个人修养的几个方法。

第一就是“驭己”。人要能驾驭自己，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习书记历来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在福州工作期间，他的住处很简朴，甚至可以说很简陋，有时他的同学朋友到他家，他会自己下厨房做简餐招待他们，这也是一种律己。这种律己，指的是驾驭自己，有时候人们是限于规章制度，不敢造次。但他能在规章制度之外，更严格地驾驭自己，这要有很强的克制力。

第二就是“导人”。习书记正是因为有强大的“驭己”能力，继而就可以引导别人。首先大家会尊重他，会信任他，愿意和他交流。而他又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经历丰富，讲话引人入胜，我们每次听他讲话都听不够，也对他讲述的道理深以为然。在他手下工作，我们感到很舒心。这种情况下，他客观上就能很好发挥“导人”的作用，让我们自觉地主动向他看齐，向他学习。

第三就是“理事”。习书记对很多问题的处理是很有艺术性的。甚至很多对立的东西，他都可以转化过来。他开会讲话有可能限于议题和篇幅，不能展开讲得太多，但他在下面的很多讲话更为深刻，能抓住很多东西的规律，能把握事物互相转化的趋势。他曾说，任何事物都是由不平衡向平衡转化的，掌握转化的时间和趋势，才是处理问题的最佳方法。

无论“驭己”“导人”还是“理事”，习书记都不仅仅是建立在一般的工作层面，而是建立在“道”和“德”的更高层面上。他有强烈的事业心，有真诚的为民情怀，有敢于对错误决策说不的勇气，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这就是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共产党人的初心。

习近平在福州（二）：“习书记是胸怀大略大谋大志的领导”

采访对象：洪永世，1942年8月生，福建永春人。1984年6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1992年12月至2007年历任厦门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99年至2001年任福建省委常委。2007年3月退休。

采访组：沈凌路也胥晴

采访日期：2017年6月5日

采访地点：厦门市厦门宾馆

采访组：洪书记，您好！习近平同志1985年到厦门工作，您当时是福州市长。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间？

洪永世：我一直习惯称呼近平同志为习书记，因为我们在福州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

1985年6月，我第一次见到他，那是习书记从正定调到福建去厦门报到的前一个晚上。我记得是在福州的老温泉宾馆，当时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同志请他吃晚餐，叫福州市委书记和市长陪同，所以我才有机会在他来福建工作的第一时间和他见面。

我们原来并不认识，当时我43岁，算是比较年轻的干部，而他那个时候更年轻，才32岁。那顿饭吃得很简单，当时项南同志提倡“四菜一汤”，我们都很自觉。项南同志介绍了近平同志来厦门工作的情况，让我们以后多联系。习书记个子很高，看着很强壮，穿着很朴实、简单，说话也很亲切。这是他留给我的第一印象。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工作，您在福州工作，你们之间有接触和联系吗？

洪永世：有的。那次见面之后，习书记就到厦门工作了。后来他离开厦门到宁德，省里开会的时候还经常碰面，有时候还互相问候一下，谈谈工作方面的情况。

其实，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项南同志并没有介绍习书记的家庭情况。习书记到厦门以后，我才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习仲勋同志。但无论工作生活，还是言谈举止，他与我想象中的高干子弟完全不一样。

1990年初，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袁启彤同志调任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的位置就空缺了。有一天，省委书记陈光毅、省长王兆国、省委副书记贾庆林乘坐一辆中巴车到福州连江县调研。回城的路上，陈光毅书记在车上，面向大家对我说，老袁到省里工作了，福州市委书记还空缺在那里，让我说说我的想法。我当时就表态说，省会城市很重要，希望调一个年轻的干部来。不久省委决定，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我有幸能和习书记在一起工作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和您在福州搭过近3年的班子，请您谈谈有哪些事情让您印象深刻。

洪永世：我一直到1992年12月才离开福州到厦门工作。在福州期间，习书记是我们的班长，我们一起共事了近3年时间。从班子分工来说，他是市委书记，我是市长，我管政府这一块，在市委领导下开展工作，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默契。在当时的班子里，习书记虽然年轻，但他工作经历丰富，作风非常扎实，很有经验，还很民主，也很关心班子成员的工作和生活。这是我们班子成员的共同感受。在他的带领下，整个班子很团结，干劲十足。有什么事，大家一起下去调研，一起商量，然后分头抓落实。

作为班长，习书记非常注重团结班子成员、尊重老同志。我们一起下去调研的时候，各个县、市汇报工作，他都认真听，认真记录。在作最后总结之前，他都会主动让我先说，先让市长和其他班子成员发表对这些问题的意见和看法。这个方式就很民主，让大家把意见充分发表出来，而不是说他作为书记都“包场”了。还有，但凡涉及项目、资金等用钱的问题，他都让市政府回去先研究再决定，有些市政府没有考虑到的，他会个别讲一下。另外，他会事先让市委办公室把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打印出来，征求市政府这边的意见，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然后再定下来。这既是互相尊重，也是做好工作统筹。

在用人问题上，他会广泛听取意见，尤其是任用政府部门的干部，他会征求我的意见。有重大活动，书记、市长、副书记都一起下去参加调研，共同了解基层情况，对存在的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所以，虽然任务很多，工作很紧，但我们班子在一起还是非常开心愉快的。讨论的时候也都没什么顾虑，彼此坦诚，有什么讲什么，完全敞开心扉。

采访组：你们当时是怎样开展调研的？

洪永世：我们经常一起下基层调研，比如说到县里，到重要的企业，到省直机关，到部队和学校，我们都一起去。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两天，走村串户听汇报。有时候时间安排不过来，他带一个副书记，我带一个副书记，分两队下去调研。包括“3820”工程的提出，他都通过大量基层调研、收集群众问卷和专家咨询来帮助决策。这些专家有的来自福州，有的来自北京，还有的来自国外，聚在一起对方案初稿进行论证。一个方案的出台，我说是“四易其稿”，实际上远不止4次，每次他都亲自修改。他眼界宽、思路广、站位高，提出了很多高瞻远瞩的修改意见。很多决策是经过调研讨论，集中集体智慧，最终形成的共识。有了共识，实施起来就比较顺利。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主政福州期间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洪永世：习书记在福州做了很多工作，为福州的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根据我了解的情况，主要讲他做的10项工作。

第一项是主持编制《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就是“3820”工程。1992年，习书记主持编制的“3820”工程，科学谋划了福州3年、8年、20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步骤、布局、重点，充分体现了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第二项是推动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建设。习书记刚到福州不久，就开始谋划福州的发展思路。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是“3820”工程提出的战略布局，它既是目标也是举措，与“3820”工程、“海上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等战略构想一同构成全方位、立体化的福州城市发展战略体系。

第三项是积极推动旧城改造。由于历史原因，福州过去的城市建设基础十分薄弱，木板房林立、旧屋区连片，住在里头的人用纸糊墙纸，被称为“纸褙福州城”。习书记到福州工作后，在全国较早提出和推动旧城改造的“安居工程”“广厦工程”“造福工程”。

第四项是关心和支持平潭的发展建设。平潭是福州市一个特殊的贫困海岛县。习书记多次到平潭调研，强调要从思想根源上解决平潭的发展问题，还提出要重视和利用平潭的独特优势。平潭后来的发展跟他当年的重视和关心是分不开的。

第五项是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福州是历史文化名城，有2200多年的建城史。但从上世纪80年代起，城市开发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冲突时有发生。习书记来了以后，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他认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文物，保护好名城，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就是延续了城市文化的“魂”与“根”。正是由于他的重视，作为福州名片的“三坊七巷”才得以在保护基础上开发利用，林觉民故居等一批历史文物古迹才得以完整保留。“三坊七巷”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古建筑遗存之一，它的留存不得不说是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高瞻远瞩。

第六项是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大力倡导正确的用人导向。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形成了许多干部选拔任用的理念和观点，比如坚持“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反对山头主义和宗派主义，重实绩、重表现，不拘一格选人才，念好“人才经”等等。

第七项是狠抓落实，提出“马上就办”的工作要求，推动政府职能转变。“马上就办”这一点在他的调研工作当中就能看出。他说，群众和企业反映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有可能是小事，但对群众和企业来说就是大事，要把群众的事当大事来办，能办就要办，而且要马上办。他下去调研，经常会跟信访工作联系在一起。他与群众面对面交流，群众都敢讲真话。发现了问题，他就要求马上就办。那时候市委还成立一个督查室，群众反映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落实、有没有解决，都会反馈到他那里去。

第八项是积极推动“四个万家”，就是下基层到老百姓家，开展“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活动。习书记提出4条具体要求：一要深入扎实，不搞形式主义，要真心实意地深入群众，与群众交朋友，而不是为下基层而下基层；二要到最困难的地方去，解决群众最需要解决的“急”“难”问题，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要讲求工作方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可以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对解决起来确有困难的问题要耐心向群众作解释，求得谅解；四要热情接待群众来信来访，做好“送上门”的工作，通过领导接待日、领导接待周等活动“活血化瘀”，化解各种矛盾纠纷，把不安定因素解决在萌芽状态。他对老百姓有天然的亲近感，完全没有距离，平时只要有时间，就会带着秘书到老百姓家里去，喝喝茶，聊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况。

第九项是狠抓作风建设。习书记经常给干部加油鼓劲，让大家用实际行动对人民负责。他曾在党代会上强调：“各级领导要向焦裕禄同志学习，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事事向人民负责，把联系群众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习书记要求干部一定要厉行节约、保持廉洁。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在1991年3月30日召开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他特别叮嘱我们：“到基层去，要注意轻车简从，不请吃，不送礼，也不能都要基层主要领导同志迎送陪同，这要成为一条纪律和制度。”这与他担任总书记后倡导的中央八项规定是高度契合的。此外，习书记还反复强调求实作风。在1992年5月召开的市党代会上，他指出：“没有一股‘闯’劲、‘钻’劲、‘拼’劲，没有迎难而上的勇气，是不可能抓落实的。抓落实，就是要事情定了就办，办就办好，绝不允许拖拖拉拉，半途而废。言必行，行必果；钉是钉，铆是铆；打了雷，就要下雨。”我认为，这些观点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后来提出的“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等执政理念。

第十项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深入实际做调研。比如，他关心干部成长，关心干部生活，重视效能督查，成立督查室，重视对外交流，等等，方方面面的事情都要落到实处，说到做到。习书记重视调查研究，这既是检查落实情况的过程，也是发现真实问题的过程。他认为，调查研究是工作有新思路的源泉，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有效途径，是领导机关的基础性工作和领导干部的基本功。在这方面，习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他到县区基层调研，每次都安排充足的时间，从不走过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和福州都牵头编制了长期发展战略，也提出了战略设想。您怎样理解他当时提出的这些发展理念？

洪永世：习书记在厦门、福州分别主持编制了两市的20年发展战略，提出了为期20年的长远发展规划。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充分体现了习书记作为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和长远志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全局和大势的统筹把握。

习书记主持编制“3820”工程，有一个很鲜明的观点就是“既要快，更要好”。要办好事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慎重谋划。一个地方的发展一定要有大的想法和目标，看远一点，把路想好，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他办事一般不让政府部门为难，有多少钱就干多少事，一旦决定做的事就努力去做。福州旧城改造基本上没花政府多少钱。福州现在变化这么大，跟他当年高瞻远瞩的发展思路有很大关系。他还有一个观点，就是做事情一定要经得起后人检验。比如，关于“三坊七巷”的保护方案，我们经过无数次讨论和修改，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习书记说这些时间花得很值，讨论充分了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浪费，把前人留下的财富保护好、开发好，留给后人。他做“3820”工程的时候，也不是一上来就开始做的，而是经过2年的深入调研，真正启动是在1992年年初。

我从福州到厦门任职以后，习书记就到省里工作了，先是当副书记，后来当省长。我又在他的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大家了解比较多的，就是厦门“跨岛发展”战略的提出。那是2002年，我已经退下来到了人大，习书记当时担任省长，他到厦门调研，提出了“跨岛发展”战略。这不是一时之举，而是考虑到了“两个延续”。第一个延续，是对厦门制定20年发展规划思路的延续，是岛内外一体化发展的体现。第二个延续，是厦门持续发展的延续，厦门刚经历了“4·20”远华大案，各方面工作受到影响，需要提振精神，继续向前发展。习省长那次调研，以及由此提出的“跨岛发展”战略，对厦门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给厦门干部群众带来了第三次思想大解放。第一次是中央提出办特区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二次是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带来的思想解放，第三次就是习书记提出“跨岛发展”战略带来的思想解放。“跨岛战略”不仅对跨岛扩展发展空间有指导意义，也给干部群众带来思想上的巨大转变。习书记当时严肃地讲，厦门要进一步克服岛民意识，避免在舒适中沉醉，要使干部紧张起来，大干快上。

第二个影响，是让厦门在实际工作中跳出本岛、跳出厦门，让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连得更紧。那个时候，他在福州和厦门都提出了“大城市群”的概念。他说：“今后世界经济竞争的单元不是大企业，也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大城市群’。”党的十八大以后，他提出京津冀一体化发展，做大做强长三角经济带，设立雄安新区，等等，都可以说是对“大城市群”理念的践行，是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的。

为了实现“跨岛发展”，厦门当时具体做了几件事。第一个，是在“两桥一堤”基础上加快集美大桥和杏林大桥的建设。过去交通很不方便，“联系本岛”就厦门大桥、海沧大桥和一条铁路。在习书记思路指导下，建起了杏林大桥、集美大桥，打通了翔安隧道。第二个，在港口方面，省里把漳州港纳入厦门港，实现全省一盘棋，使厦门能够做大。第三个，厦门、漳州、泉州、龙岩、三明几个城市不定期举行联席会议，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第四个，启动新机场建设。要形成一个大城市群，老机场运力饱和，需要新机场的吞吐。可以说，厦门这几项大的工程，都是在他“跨岛发展”思想指导下实施的。

如今，厦门不仅是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还是“一带一路”的起点之一。在习书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和一如既往的关心下，厦门实现了迅速发展。一是2011年厦门经济特区从岛内扩大到全市；二是成立自贸区，开展一些先行先试的工作示范；三是建设翔安新机场，形成全国枢纽；四是把空港、海港、铁路、货运都作为全国对内对外的枢纽港。比如，海沧那个港区，条件很好，当年没有铁路线。习书记当省长时，我在一次省人代会上提出，海沧这边没有铁路会影响和台湾、东南亚的货物往来，如果这一段连上了，就会成为连接台湾和东南亚的重要港口。习书记听了以后，认为开通铁路非常重要、很有必要，就说服铁道部批准，建设海沧港铁路专用线，把台湾和东南亚港口与厦门连起来，现在厦蓉欧班列的起点就在海沧港，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起点。五是厦门大学到马来西亚办分校。这是全国第一所在国外办分校的大学，去年已经开始招生。六是批准闽南佛学院成立员工会。闽南佛学院已经有90多年历史，全国闻名，赵朴初曾经当过经理。国家批准闽南佛学院在海外招生2000多人，其中还有在金砖国家中当住持、方丈的。佛教文化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之一，也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了“走出去”。现在闽南佛学院有30多个博士研究生，英语、日语都很好，还在做梵文翻译。可以说，厦门今天的大发展得益于习书记当年的战略规划，得益于他当年打下的好基础。

采访组：在您和习近平同志的工作交往中，有哪些具体事情给您留下了深刻印象？

洪永世：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太多了，我就讲几个方面吧。

第一个方面，是他作为一把手的深远思路。1990年，他到福州当书记的第一天就发表了一个讲话，很好地讲明了他当书记的思路，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第一点是他来这里不搞新官上任“三把火”，而是要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向干部学习，向基层学习。他说，工作要有连续性。一个地方的发展，有些好政策、好办法要继承发扬和不断提高，不能朝令夕改。他一来就下去调研，到企业去，到街道去，到省直机关去，到部队去，到院校去。经过实地调研和深入思考，他提出福州要制定一个长远发展规划，要考虑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这就是后来的“3820”工程。“3820”工程的提出，为福州以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福州发展的影响是深远的。现在“3820”工程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第二点是他讲话体现出的战略性。他提出，福州应该搞成一个闽江金三角经济区。现在国务院批复的福州新城建设规划，实际上就是在他当年提出的这个构想基础上形成的。还有，他对平潭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规划，平潭原本是一个海岛，条件很差，但习书记提出不能因为条件差就不发展，要看到这个岛的重要位置，还提出先修平潭大桥，并做了一些前期工作。这为平潭下一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二个方面，是关于福州的生态保护和文化保护。你们现在看到福州到处都是青山绿水，这与习书记当年提出要做好生态保护密不可分。习书记的理念是统筹好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做保护性的开发。例如，他提出保护和扩大西湖，政府没花钱，而是把当时乡镇（洪山乡）的土地作价，作为乡里的集体资产，乡里将公园门票、公园周边服务设施收入等作为长期收益。如果政府强制征地开发，农民也不会答应。用习书记的方法，既保护了西湖，发展了福州的园林绿化，也节省了政府开支，还为老百姓创了收，乡集体收入有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每年还能用来给农民发工资、养老补助。文化方面，除了我刚才提到的“三坊七巷”以及文化名人故居的保护，还有马尾船政文化保护等。

第三个方面，习书记在用人理念上有很多独到的观点和论述。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一贯倡导干部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他善于结合具体工作，对干部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和点拨。比如，在1990年10月召开的全市造林绿化工作会议上，他专门提到：“清乾隆福州知府李拨曾把做官与榕树作对比，他说，‘榕为大木，犹荫十亩’，为官者‘在一邑则荫一邑，在一郡则荫一郡，在天下则荫天下’。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封建官吏尚且能这样，作为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更应如此。”习书记在用人上坚持“近君子，远小人”“君子和而不同”。有关这一点，他在不同场合多次作了专门强调，指出不能使用“四类人”：“一是对下很傲，摆架子、摆官气，对上又阿谀奉承的人；二是善于钻营的人，整天工作精力不是用在工作上，到处打小报告，特别在领导之间挑拨离间；三是叫作‘天桥把式’的人，光说不干；四是‘欺上瞒下’说假话的人，这种人作风漂浮。”他的这些叮嘱，我始终牢记在心，在后来的工作中始终对这“四类人”保持警惕。

第四个方面，是非常注重干部的培训和培养。他当书记期间，我们在清华经管学院办了一个干部培训班，抽30多个年轻干部去培训。第二年，在对外经贸大学也办了一个20多人的班。他经常讲，要重视基层年轻干部的培养，有前途、能培养的就要送他们去培训。他还强调培训一定要保证时间和质量，要去远的地方培训，太近的话心静不下来。清华大学的培训班为期一年半，课程是我去谈的，一共28门课，都是根据经济发展需要设置课程，而且都要闭卷考试。此外，经管学院谁来讲这个课，都要我们自己挑，保证教学的针对性。对外经贸大学的培训班主要是外语培训，为期一年。这2个班培养出来的干部，后来绝大多数都成为福州乃至省里的骨干。

第五个方面，是他的工作思路十分灵活，善于创新。比如建长乐机场，之所以那么顺利，跟他的工作思路有很大关系。那时候我们考虑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钱——资金怎么来？当时建机场，我们福州还算是早的，省财政能支持的资金很少。习书记就提出，把海外华侨的资金用起来，同时集合整个福州的力量。我们当时发动机关干部捐钱，他也带头捐。那个时候本来工资不高，都只有200来块钱，我们都捐了一到两个月的工资，企业、院校也都捐了。加上海外华人华侨的捐款，一共是6900万元。这在20多年前可不是小数。这笔钱作为启动资金，财政再拿一点，国家再补贴一点，就把机场建起来了。

第六个方面，是习书记党建工作的理念和做法都非常超前。我们福州有两个外资企业，都曾经请习书记给他们推荐共产党员干部去当管理者。这在当时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习书记思想很超前，他能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在各方面工作中的作用。一个是日本企业家塚本幸司，他在福州办了一家榕东活动房有限公司，主动向市委提出配一个共产党员干部到他厂里去当管理人员。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在政府工作，接受过训练，有一定经验，管理企业也会得心应手。他直接找到我和习书记。当时习书记很开明，把我们建设局的一个书记推荐给他，由塚本幸司培训了一年，然后做总经理。还有一个是美资企业明达塑胶，老板是美籍华人。他说自己有资金、有技术，但缺乏人才，请我们给他推荐一个干部。习书记就把马尾开发区管委会主任杜进兴推荐给他了。杜进兴是个老党员，参加过抗美援朝，从部队出来后，当过福州电线厂厂长，然后到马尾开发区管委会当主任，现在已经退休了。那时候，明达塑胶收购了一个快要倒闭的木材厂，交给杜进兴管理，在他手上，这个木材厂又重新运转了起来。为什么外资企业会选择共产党员干部？就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企业当中发挥的作用，让外资企业感到可信可用可靠。所以，当时我们招商引资，有一招就是“用人去找钱”，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作用。这个思路在当时也是很超前的。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谈，为什么这些外资企业会如此相信共产党的干部，愿意请党员干部来管理自己的企业？

洪永世：说到这一点，就要讲讲习书记和这些外国企业家们的接触与交往。习书记与日本实业家塚本幸司的交往，就很好地体现了共产党员的作用。

习书记一共两次到过塚本幸司家。第一次是他1990年去日本访问的时候，因为我在福州的时间比较长，跟塚本幸司先生认识得比较早，我就推荐习书记到他的企业去看看。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企业给我们培养了人才，我们有十几个工人在那里学习；另一方面是因为塚本幸司非常热爱中国，是中日友好的代表，对中国很有感情。习书记到日本考察了当时城市的发展，走访了一些大企业，主要想考察市民、工人、农民的生活情况。这是他当时跟我讲的，所以我当时就如实告诉了塚本幸司先生。

第一次去的时候，在塚本幸司家里，他就问了习书记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习书记回答得很好。在吃饭的时候，塚本幸司就问习书记：“您对儒商怎么看？”因为塚本幸司先生喜欢读《论语》，崇尚“半部《论语》治天下”。习书记曾在厦门工作，很了解陈嘉庚先生，就引用了陈嘉庚先生的例子，回答说：“作为儒商，陈嘉庚先生高明之处在于，他深知经商与做人一样，要讲究德行。在生活上要崇尚简朴，在商场上要重信义、守信用，以诚立事。他也深知天时地利人和的道理，使企业充满祥和的瑞气，并以仁爱之心对待比自己困难、需要帮助的人。儒商还要敢于拼搏，要有屡仆屡起、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气质。”这段对话是当时现场的日语翻译记录的。塚本幸司还问他：“此行感想如何？”习书记说：“日本的先进科技、高楼大厦、设备齐全的工厂、现代化的物质文明，对我来说并不很感兴趣，这些东西只要发挥人的能动性，都可以实现，不久的将来相信就能在中国见到，而且我们的产品还会出口到日本。但有一点我感触很深，看了几家工厂，日本员工的工作态度都异常认真，根本看不到偷懒或无所事事的人。日本农民也十分勤劳。日本现在能够建设得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主要是靠各个阶层的勤奋工作，这是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塚本幸司对习书记不俗的谈吐非常钦佩。

塚本幸司的夫人也谈到，在见到习书记之前，本以为共产党人都是“洪水猛兽”，但当看到时年37岁的习书记彬彬有礼、落落大方、笑容可掬，讲话既有条理又有哲理，不乏幽默感，而且富有经济和商业意识，觉得他是做大事的人，从此一扫心里“共产主义妖魔化”的阴影，对习书记心怀敬重、满心称赞。由此可见，习书记的人格魅力、领导能力、学习精神，在上世纪90年代就突出展现出来，这都是有资料记载的。

习书记第二次去的时候，把文坛泰斗冰心写的字——“中日友谊源远流长”送给塚本幸司。习书记当时跟冰心介绍活动房引进和塚本幸司先生的种种友好言行时，谈到塚本幸司主动向福州市委“讨”专职书记监督企业一事，他说：“可谓旁观者清。这件事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的共产党员绝大多数是好的，能在人民群众中起先锋模范和带头作用，至少福州市建工局及榕东公司的共产党员们是受日方信任和尊敬的，否则塚本幸司先生就不会提出招工时要多招聘共产党员，认为公司里共产党员多了能办得更好，更不会再三提出要设专职的党支书。”习书记说的这一番话，反映出他当年对党建工作和党员作用的思考。他在跟这些外国友人的交往中，了解了国际上对我们的看法，也反观我们自己应该做些什么。

习书记当年给塚本幸司颁发了福州荣誉市民证书。塚本幸司一直把证书挂在家里，让儿子、孙子把中日友好精神传承下去。塚本幸司的儿子从日本有名的大学毕业，原先在三菱工作，后接手家族企业，每年都会来厦门看望我，我也问候他父亲安好。

记得是1991年，长江发洪水使安徽受灾，塚本幸司提出要给他们捐赠活动房。习书记说：“你们企业刚刚起步，不要送太多，量力而行吧。”习书记这种通情达理的做法，让塚本幸司很感动。

1993年，塚本幸司给习书记、我和当时的组织部长王建双三人写信，希望把他一生的积蓄捐给福建省委组织部作为培养干部的基金，折合人民币8000多万元。这8000多万元不是一次捐的，当时外汇管理很严，他只能分很多次用箱子一点一点地带过来。有时候自己带，有时候让工人帮忙带。他支持干部到世界各地调研、学习，还说这个钱虽然是从日本来的，但不需要都用到日本调研，可以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去学习管理和治理经验。这笔钱当时帮助了200多名干部，他们不仅去了日本，还去了新加坡、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调研。后来省委组织部建立“富闽基金会”，到现在一直运作下来，专门用来培养干部。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之间的交往。

洪永世：从我们一开始结缘认识，到后来在福州一个班子里共事近3年，再到后来我去他曾经工作过的厦门任职，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在福州工作时，我们茶余饭后都会对一些问题交流看法，当然是以工作为主，很容易形成一致的意见。我印象中，他非常爱读书，博闻强记，出门就带着书，人文的、历史的、科技的都会有。他工作非常繁忙，都是利用点滴时间来学习。

1990年5月，习书记到福州当书记，他马不停蹄地下去调研，了解情况。没想到，我们9月一起外出调研的时候发生了一次车祸。我们那个时候下去调研都是坐中巴车，那天我和他还有随行的4个市级领导一起，先在福清调研，午饭后又赶到平潭。回福州的时候，我们分乘两辆车。可能司机没有休息好，我乘坐的那辆中巴车突然撞到前面的货车上。我当时坐在第三排，虽然没有外伤，但得了脑震荡。习书记冷静处置，井井有条地指挥善后工作，安排治疗、抢救、恢复交通秩序等等。事后，习书记对我非常关心，经常来看望我。

工作之外，习书记对我和我的家人也十分关心。比如我夫人生病的时候，他特意让彭丽媛老师来看望。1992年12月，省委临时决定要把我从福州调到厦门，想到夫人当时身体不好，自己又要离开福州，我当时犹豫了好几天，有点小情绪。有一天晚上，习书记和彭丽媛老师专程来到我家里说：“你家属刚做完手术还在恢复期，就留在福州，有什么困难我帮你解决。”1995年，我夫人在北京天坛医院做脑部手术，因为我当时在中央党校学习，他知道以后，就叫彭丽媛老师到医院去看望我夫人。2010年他到厦门来，一见到我就问我家里的情况，询问我爱人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在和习书记交往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他的坦诚与发自内心的真诚和关心。

习近平在福州（三）：习近平同志是具有成熟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对象：翁福琳，1941年7月生，福建福州人。1983年到福州市农委工作，历任副主任、主任、书记。1988年任福州市副市长，1992年任常务副市长，1996年任市长。2001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翁福琳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与他一起工作近6年时间，请谈谈您对他的印象。

翁福琳：我第一次和习近平同志见面，是1990年他来福州任职的时候。那一次，他给我的印象很好，我感觉他年纪虽不大，却很稳重，话不是很多，但出口很实在、很有分量。当时，我是福州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和他见面之前，事先准备了福州市农业基本情况汇报材料交给他。他看了以后，跟我讲：“省会城市的农业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民以食为天，农业搞得好不好，涉及城乡家家户户，关系到社会安定和民生稳定。”

后来，通过工作接触，我发现他确实对农业非常重视。他下乡做农业调研的时候，一般都让我陪他去。现在回顾起来，我当时跟他共事近6年时间，他对农业各项工作的指示和具体做法，都非常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现在，福州农业工作所取得的各项成果，都与他那时打下的基础有密切关系。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谋划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习书记来到福州以后，通过密集的、高强度的调研熟悉了福州的情况，又通过大量征求意见和积极探索，对福州发展有了系统思考，对福州未来3年、8年、20年的发展进行了科学规划。

在此之前，福州市的领导班子还未提过20年这么长远的规划。

习书记主政福州期间，还提出了“海上福州”的规划。这个规划，是根据福州的地理位置、地缘情况、通商历史、与海外华侨的密切联系，以及诸多自然条件的特点提出来的。福州的经济发展，确实不能仅仅局限于陆地，丰富的海洋资源是不可忽略的。我参加了习书记组织并主持的“海上福州”研讨会，会议地点在平潭县。我记得当时还出了一个文件，提出了福州将来如何开发海洋等规划。

习书记还为福州提出了一个“建设大都市”的发展远景。现在，20多年过去了，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习书记当初并没有“高估”福州，也没有“低估”福州，他对福州的预估是恰如其分的，对福州的定位和未来发展，都把握得非常准确。在习书记规划的发展框架下，福州这些年发展顺利，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科学技术不断进步，宜居环境得到有效落实，政府的办事效率、市民的综合素质都在大幅度提升。现在，很多重量级外商到福州投资，很多国际会议也在福州举办。许多出国旅游的市民回来后感言，福州越来越有“国际范儿”。大家都有目共睹，福州正向着习书记当年规划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福州在古代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点之一。现在，习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又把福州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紧密连接在一起。

他的这些思想，全部都是很现实也很扎实的，对福州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定位。如果不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怎么能撑得起“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出发点这个定位呢？所以，回顾习书记20多年前的规划和现在的契合点就会发现，他确实是具有战略远见的政治家。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推动福州发展的。

翁福琳：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个词在福建已经提了将近10年了，但福州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做到“请进来，走出去”，我个人认为，还是习书记来了之后才有了比较明显的效果。他主政福州期间，福州开始有了跨越式的大发展，走得比较快，也比较稳。

先说“请进来”。当年，福州引进的几个大项目，如冠捷电子、东南汽车等，还有几个大的经济开发区，都是在他手里办的。

再说说“走出去”。我就举一个我分管的渔业工作的例子。

当时，随着渔业快速发展和技术进步，福建沿海的渔业资源因为捕捞过度而濒临衰竭。渔民都处于待业状态，他们无所事事，船只大量闲置。我们都在考虑，渔业怎么办？未来怎么发展？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习书记派我到海南考察，之后又让我带队去印度尼西亚考察。那次，我带了2个县的县长，还有渔业局长、船长，到印尼的伊里安岛实地考察。

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群岛国家，岛屿众多，渔业资源非常丰富，但缺乏捕捞技术和船只。这种情况正好与我们形成互补。

为了完成好习书记交代的任务，我3次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去见钱永年大使，汇报渔业合作的具体情况。钱大使说：“你这个项目应该可以搞得成。北京已经批了3支队伍，但都未落实，主要是因为印尼情况比较复杂。你们福建的华侨多，与当地关系比较融洽，有条件做得成。我这边跟北京有关部门通个气，你们也抓紧商议并报批。”

我马上把这个情况跟习书记汇报了，他第一时间回复说：“做啊！要做好，要处理好各种关系，使合作能顺利进行。”于是，我们马上就开始做了。很快，双方经过一些必要的筹备，顺畅地达成了渔业合作的共识。

在项目推进的初始阶段，与我们合作的印尼华侨黄先生对我说：“翁先生，我初次跟你们合作，如果出现了问题，我有事情找谁去解决呀？这个问题我不能不考虑。所以，我们合作创办的公司，要有一名你们那边的领导来任职，帮助解决问题。这个人，我看你就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当董事长，你来当名誉董事长。”

我说：“你有事情找我，我绝对负责。但是，我不能做名誉董事长，因为中国有规定，在职领导干部不能在企业兼职。”

黄先生说：“那好！你不做，我也不做了。”

我赶紧把这件事跟习书记报告了，他说：“你可以做这个名誉董事长，上市委会议研究确认就行。”很快，这件事就在会议上确定下来了。记得当时明确了“三个不准”，我现在还记得其中的两条：第一，不能有工资。第二，不参与公司具体事务。这件事情说明习书记非常灵活，也非常务实。

不久之后，连江县的20艘渔船出航，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入印尼海域进行捕捞作业，也是福州渔民进入远洋捕捞的第一支船队。随后，进入印尼海域的远洋捕捞作业就大规模展开了。很快，渔民在印尼的收成大都运回福州，这不仅解决了渔民“火烧眉毛”的生存问题，也丰富了福州市民的“菜篮子”，解决了福州市场需求的大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讲“马上就办”，也讲“真抓实干”。您刚才讲的情况，就属于“马上就办”，那么他是如何“真抓实干”的？

翁福琳：习书记提出真抓实干，不是蛮干，也不是盲目地干，而是首先进行深入调研，采集信息，再科学谋划，科学地干。

习书记调研的渠道多种多样。比如，他经常向一些老干部、老同志请教。他一贯对老同志非常尊重，对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也非常重视。他这种请教，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度保障的。他到福州以后首创了老干部“季谈会”。顾名思义，在每一个季度，都召开一次老干部座谈会。他把市里的离退休老干部请来，把刚刚过去的那一季度福州市的各项工作、各个行业的发展情况，向他们介绍一下，并听取他们的意见——市委、市政府工作有没有问题？哪里不足？哪项工作做得不够？社会上有什么反映？针对这些问题的建议，都可以在“季谈会”上谈。

老干部们也非常愿意参加这个“季谈会”。他们退下来以后，就有充分的时间广泛地接触群众。在街头巷尾，他们不断地和群众交流，倾听群众的声音，而习书记创办的这个“季谈会”，可以充分地把这些声音直接收集上来，效果非常好。

习书记不仅创办了“季谈会”，而且每一次都坚持参加，认真倾听，认真对待每一个问题。在我主持政府工作期间，我也都参加“季谈会”，所以我很了解他对这个会的重视程度。

20多年过去了，福州的“季谈会”仍继续开展，效果一直很好。我现在也退休了，有很多时间收集群众的意愿，并把群众的意愿传递给现在的领导班子。继续为党、为革命发挥余热，这不仅让我们的退休生活更充实、更有意义，也能让我们的领导班子“耳聪目明”。

习书记还在福州创设了“下基层接访”制度。上世纪90年代初，正是社会变革时期，各类问题越来越多，群众上访的人次也相应地越来越多。面对这个状况，习书记首先抓制度变革，改“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他带领干部到基层进行“下访”，到老百姓家门口去服务。因为我当时是管农业的，所以每次下农村我都会去。下基层前要提前3天在县城及各乡镇贴布告，布告上写明，市委、市政府在某日要在本县的某某地方开接访会，市领导及有关部门领导都会来，大家有什么需要向市里反映的，都可以当面与领导沟通。

接访开始之前，各部门的领导分别到各个办公室接待群众。群众来上访，要反映什么问题，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对应的部门领导去谈，比如土地、规划、民政、农业、公安……各个方面都有，群众只要有事反映，肯定能找到主管这一摊的领导。遇到大的事情，由习书记亲自处理。

这样一来，效果非常明显，上市里来告状的老百姓一下就少了很多，“群众上访”的现象变少了，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提高了。而且，大量问题在“下访”之前都被基层干部突击解决了，免得到时候让市里领导看到这么多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下访”也是一种推动工作的倒逼机制。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我陪习书记在闽清“接访”时，有农民过来反映种的西红柿卖不掉。

习书记当时就给农民们承诺：市里会马上研究，帮助你们解决！

习书记说：“出现买难、卖难问题，是我们考虑不周。政府应该搞一个批发市场，并引导组建收购队伍，让买卖双方在市场内自由交易。”根据习书记的指示，政府部门立即进行专题研究，决定建设亚峰蔬菜批发市场，实现产销一体、城乡联动，从根本上解决买难、卖难的问题。

习书记发现产销失调的问题，进而解决这个问题，依靠的就是变“上访”为“下访”的创造性制度。

习书记组织“下访”是定期的，但他深入基层访贫问苦、关心基层群众则是不定期的，这是他日常一直都在做的工作。在我分管的工作范围内，我了解得更多的是他对农民的关心和关爱，对他们的扶持和帮助。习书记习惯到农村去调研，征求农民意见，了解他们需要政府从哪些方面进行扶持。

注重农村工作的同时，习书记也没有忽略城市建设。他非常重视保护文化古迹和历史文物，对福州市很多古建筑的保护、保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初期，旧城改造对古建筑的破坏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旧”的东西，大多都是要拆的，有很多古街古巷在一纸批文之下夷为平地。而在习书记主政时期，他正确处理了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保护下来很多古建筑，像“三坊七巷”这样一批古城街区得以保存下来。现在，“三坊七巷”已经成为5A级景区，游人络绎不绝。这里不仅承载着历史，也成为一张文化名片。习书记保护了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遗产，功不可没。

采访组：1992年，福州市发生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抗洪救灾领导小组组长，您是现场总指挥，一直陪同他在抗洪第一线指挥抗洪，请您谈一谈那次事情的经过。

翁福琳：福州一年有四五次台风，都是比较“正常”的事情。1992年夏的一天，天气预报说有暴雨，我陪着习书记沿着闽江岸边往上走，检查闽侯那一段的防洪部署情况。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我们到了荆溪镇，听完汇报并作简要部署，大约半小时之后，发现国道已被洪水淹没，情况不妙。习书记说：“赶快！往回走，到中洲岛！”他心里很清楚，福州只要一发洪水，中洲岛肯定先遭殃，洪水来势这么凶猛，发展得这么快，必须先赶到中洲岛看看情况。

果然，我们赶到解放大桥桥头的时候，看到洪水已经快涨到桥面了，中洲岛已被淹没了，岛上楼房的第二层已经进水。我们在桥上可以听见岛上的群众在呼喊。

岛上还有人被困在里面，隔着滔滔洪水，如何把人安全快速转移出来，是个很大的难题。习书记派人到供销社找绳子，把绳子拴到岛上的牢固之处。同时，他紧急召集的100多名武警战士也已经到位，武警战士沿着绳子爬到岛上，把被困群众一个一个地转移出来。习书记还调用了消防车，用消防臂辅助救援。他还与空军联络，用直升机转移岛上被困群众。

从部署和检查防洪设施，到赴中洲岛指挥救援被困群众，直至全市抗洪及善后处置，习书记在抗洪抢险第一线连续奋战了三天三夜没有回家。就在这三天，彭丽媛老师正在妇产医院生产，而忙于挽救群众生命财产的习书记，没能腾出一点工夫去看一看妻子和刚出生的女儿。

采访组：驻榕部队为什么能够如此顺畅、默契地配合习近平同志指挥的抢险救灾？

翁福琳：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全力以赴忠诚履行他们保卫人民的天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习书记与部队交流非常顺畅，关系很“铁”。

一直以来，习书记对部队工作都非常重视。每一年开拥军座谈会的时候，海陆空军全部都来，他积极跟部队交换意见，问部队需要地方上配合做什么，对地方的工作有什么好的建议、想法，部队有什么困难需要地方解决。几年下来，习书记确实为部队办了很多实事，比如，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改造、随军家属的安排及子女上学等等。

采访组：请谈谈您和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搭班子的感受。

翁福琳：习书记当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他是我们班子当中年龄最小的。他当“班长”的那几年当中，班子内部一直非常团结，也非常民主，很和谐。我们都很尊重他，彼此之间经常沟通。

习书记也经常到省里面各个部门去走一走，谈一谈。省直单位需要福州帮助解决的事情，还有福州需要省里帮忙的事情，他都会及时进行沟通。所以，那段时间，福州市和省里的关系也非常顺畅，各项工作开展得很顺利。

习书记为我们树立了标杆，他离开福州市委20多年来，后面的几届领导班子，一任接一任延续他“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现在还是这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大家都感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抓改革、抓发展、抓法治、抓作风、抓党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特别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非常成功，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很长国人的志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或许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但是我们有信心，因为习近平总书记已经做了长期的谋篇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带领我们踏踏实实干下去，去实现这些蓝图，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人民之幸。中华民族正行进在伟大复兴的路上，中国人民铿锵有力的脚步声，全世界都听得到。

习近平在福州（四）：“近平同志为福州百姓花了很多心血”

采访对象：赵守箴，1940年1月生，福建古田人。1991年1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3年2月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4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2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守箴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曾与他搭过几年班子。请您谈谈初次接触他的情况。

赵守箴：1991年之前，我一直都在省里工作。在省里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习近平同志，知道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轻干部。起初他在厦门任职，很多人都说他表现突出，很有人格魅力，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很大。

1991年1月，我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由于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心里十分高兴。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带我到福州市委报到，还带我见了习近平同志。毕竟是刚到新的工作岗位，又要接触新领导，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见面之后，他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话，很随和，很亲切，让我放下了心理负担。接着，习近平同志召开市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对我来福州任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融洽。我记得，他在会上提出，班子里面要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会议的内容非常简单，习近平同志交给我一个分工：“今天先给你分一个工——管档案。你先分管这些事，其他的以后再说。”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简单。

采访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您对习近平同志逐渐熟悉了，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工作循序渐进，作风民主。慢慢熟悉情况之后，他给我增加一些分工，开始是改革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增加了科教文卫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城建城管工作。所有的工作我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城建工作不敢接受。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到他办公室主动对他说：“您和市长都在抓城建，我再进去管，就是三套马车啦。”他想了一下，说：“你讲的有道理。”就没有让我接手这个工作。

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真诚，实事求是，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绝不掺杂主观感情。这一点非常可贵。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形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点是他公事公办，坚持原则。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谁决定的，敢顶敢说，不会受制于周围的各种关系。我当时就感觉，他非常有主见，能秉公办事，能主持大局，不受外界因素羁绊，不会受制于人。

第二点是他非常关心老干部。老干部的生活和福利待遇问题，他时刻都记挂着。当时福州有很多老领导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到企业工作，这些人退下来之后，工资关系都在企业，各种待遇都享受不到。老干局提出这个问题后，习近平同志很有魄力，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市在企业离休的干部的工资关系转到市经济委员会，由企业转为行政部门，大大提高了这批老干部的待遇。

此外，他还在工作上关心老干部，建立关心老干部的具体制度，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不让老干部感觉“人走茶凉”。比如，他开创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让老干部每个季度聚在一起召开会议。他说，老干部当过福州市的领导，跟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思考问题比较深刻，现在退休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更多了，可以为市委建言献策。每一次“老干部季谈会”，他都亲自参加，悉心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第三点是他始终把群众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的福州，老百姓生活有很多困难。我刚到市委上班不久，平潭反映一个问题，说当地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打不到鱼，揭不开锅。他知道以后，就对我说：“你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我到了老百姓家里，打开锅盖，都是野菜，吃饭都很困难了。我回来向他汇报了实际情况，他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给平潭，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采访组：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赵守箴：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他能抓住事情的根本，化被动为主动。当时，“文革”中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百姓的案件还没有完全解决，上访群众很多。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应该让群众到处找人，要改变工作作风，把“群众上访”改为“干部下访”。每个月，他都带一班人，到区县、乡镇专门去接待群众，每一次都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中有很多人的户口被弄没了，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就到处反映，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这个问题在“下访”中得到了解决。

我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下访”接待。他工作很深入，每次都能让群众得到满意的答复，群众特别欢迎，每次场面都很热烈。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讲究效率，讲究实效。他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他提出“马真精神”的时候，我还没来福州市委工作。当时是部队面临一些困难，一件事情很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说后就抓紧落实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后，他对部队官兵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找我，我马上就办。”由于当时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很受鼓舞，“马上就办”这4个字就广泛流传开了。

“马上就办”解决了速度的问题，而“真抓实干”解决了实效的问题。“真抓实干”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繁琐的办事手续。那个时候，开发商办好一套手续要跑很多个部门，盖很多公章。台商、外商开办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手续繁琐。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专门在一栋楼里办了一个服务中心，让各个行政部门在楼里设服务窗口，人们要办手续就到这个服务中心来，足不出楼就能“一条龙”办好事情，节约了很多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实效。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关心下属，很有人情味。他工作那么忙，却不曾忘记对我们的关心。每年，他都会把市委班子成员的家属请来，彭丽媛老师也参加，大家一起座谈，聊聊天，互相帮助，增进友谊，完全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好朋友、好邻居。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大家给他过生日。他通知我们：“今天我过生日，大家一起到家里来吃饭。”我们几个人很高兴，下班后就到他家里去了。没有带礼物，也没有唱生日歌，很简单，也很随意，就我们班子里的几个人拉拉家常，聊聊天，非常开心。那天是彭丽媛老师下厨，都是家常菜，一碗一碗地端出来，味道很好。

整个班子在他的带领下非常团结，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他经常讲：“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和大家相处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讲纪律，讲规矩。他要求十分严格，错了就是错了，绝不会让步，也绝不会姑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群众生活，他在福州期间为改善民生做了哪些工作？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改善民生的事情，为提高福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任期间，虽然面临很多治理难题，却都能一一解决。

第一个是交通问题。当时福州市交通拥堵，管理混乱。小摊小贩占据在人行道上。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调头，到处乱跑。残疾人开着小机动车乱搭乱载。整个城市交通毫无秩序，拥堵不堪。

第二个是内涝问题。福州雨水多，一下雨就发洪水，整条路变成河流，内涝严重。最严重的地方是铜盘路，一下雨就变成了“铜盘河”。

第三个是污染问题。当时，福州市的垃圾场就在闽江边上，不仅脏乱臭，而且是致病的污染源。内河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中，河水臭不可闻。

第四个是电力不足。当时工厂用电严重不足，“停三开四”，意思是三天停电，四天供电。工厂经常给市里打电话要电。

第五个是运输问题。道路建设不够，运输能力偏低。当时，我们从福州到厦门，路上坑坑洼洼根本走不动，还要堵一两个小时的车，走一天的时间。原材料输入、产品输出都不通畅。

这些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情。在习近平同志手上，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规范管理，严格治理。我到市委工作之后，他让我跟交通部门好好研究治理一下交通问题。他带领我们制定了7个管理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作出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不准在人行道上摆摊卖菜，成立执法队，上街执法；强化对出租车的管理，严禁乱停乱跑乱调头；不准残疾人搞运输，实在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由政府分配公益性工作或者发放生活补助。经过综合整治，交通问题有了很大好转。

在解决内涝问题上，因地制宜，开挖河道，让洪水及时排出。比如，铜盘路附近挖开了一条河，直接跟西湖连起来，洪水很快就能排到西湖里，避免内涝灾害。

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搬走垃圾场，兴建污水处理厂。习近平同志四处选址，最后在红庙岭找到一个地方，把那里封闭好，再把垃圾场搬到那里，做好垃圾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影响市民生活。原来的垃圾场由于污染太久了，周围的水都是臭的，基本上没办法开发利用了。习近平同志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找人联系到一个泰国商人，在垃圾场旧址建了一个鳄鱼公园，鳄鱼不但不怕脏，还要吃脏东西，很快就生存下来了。就垃圾场的处理来看，习近平同志头脑非常灵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治理内河污染方面，习近平同志开了先河，在他手上建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当时，福州市财政并不宽裕，建污水处理厂要花很多钱，他硬是挤出来一部分钱建污水处理厂，足见他对内河治理的重视。

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全力协调。为了解决工厂用电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跑到电力局、电力所跟他们打交道。真没有别的办法，电不够用，需要他们调节。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去电厂要过电，还在长乐建了汽油发电厂，以解燃眉之急。

在解决运输问题上，建设文明路、高速路、飞机场。习近平同志支持开通文明路，加宽和疏通道路。后来，又修建了高速公路，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能力。福州市的飞机场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为了建机场，他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亲自到各处筹款。机场建成之后，大大提高了航空运输能力。

从上面这几件事情，不难看到，他来福州当书记的确不容易，遇到很多难题，而且每一件都很难办。为了福州百姓，他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件都有交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才，也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请您谈谈他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

赵守箴：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他有自己的体系和观点。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在选才、用才方面有独特之处。

在选才方面，他要求德才兼备，反对“唯文凭论”“唯分数论”。当时，在干部选拔方面有一个常见观点：要大胆用干部，特别要大胆用有争议、有能力的干部。习近平同志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争议就说明毛病多，有能力未必有道德，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才行。他常说，文凭只能代表考试能力，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的情况，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的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很好，应该得到提拔。他还说，公开招考中考分高而实际工作搞得不怎么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平时不认真工作，一心复习应考，甚至请假复习考试，这样的人不能重用。

他关心干部成长，给干部解决工作困难。他一旦用人，就会对人充分信任，“用人不疑”。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他在用人时能帮扶干部，为干部成长提供支持，而不是只用人不帮人，不是那种布置完任务就只看结果，其他什么都不管，都让下面的人自己去解决。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说，他不做“甩手掌柜”。比如，他每个月都要到区、县帮助当地干部解决问题。在下去之前，他先让市委办公厅通知区、县领导问清楚他们认为最难办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带着相关部门领导深入实地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根据当地干部反映的实际困难一一解决。我曾跟着他到下面参加现场办公会，遇到的难题多种多样，有的是贷款难，有的是缺人才，有的是手续办不下来，都是实际困难。习近平同志听了之后，还会到现场看，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组织力量解决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后，还建立检查责任制，监督和追踪问题的解决过程，让问题尽快彻底得到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细致。更可贵的是，他每年都坚持这样做，每年都做几次，很扎实。

在用人上，他不太赞成组织部临时考核干部。他认为干部要在平常考核，一年搞两次考核，中间一次，年末一次，主要考核实际工作能力和任务完成情况。不要等准备提拔时再临时考核，一是原来就对干部不了解，临时抱佛脚，很难了解真实、全面的情况；二是正式的任命文件还没下来，社会上就先传开了，某某在接受考核，很快就要提拔了，影响不太好，也让后面的工作变得被动。

他一旦看准要重用的干部，就十分信任，给大家施展才华的机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一开始让我分管干部工作，就跟我说，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不要厚此薄彼；还要适才而用，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习近平在福州（五）：“习书记为福州人民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采访对象：方庆云，1936年1月生，福建闽侯人。1983年12月任长乐县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县武装部党委第一书记。1987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1988年3月兼任市纪委书记。1993年2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5年9月任市委正厅级巡视员。1996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6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方庆云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您一直都是班子成员。请您谈谈他初到福州任职时的情况。

方庆云：1990年4月22日，这是习书记到福州市就任市委书记的第一天，他还没来得及去办公室，就直接到福州一个消防训练基地观摩消防演示。我当时是市委常委、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也在演示现场。我就和习书记彼此打了招呼，简单聊了几句。观摩中间，因有突发性事件告知我，我就赶去现场处理了，这就是我和习书记匆匆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天上午，召开四套领导班子见面会，习书记和大家见面熟悉一下，有关同志简单介绍了情况。下午，在市委礼堂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区县及各部门领导都来了，习书记与大家见面并作了讲话，他表示要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一起，共同努力，把福州建设得更好。我正式向习书记汇报工作是在5月10日晚上7点到10点，那天我主要汇报了个人的工作以及我分管各部门的基本情况，让习书记更全面地了解福州政法工作。习书记听得很认真，还时不时有针对性地提一些问题。

汇报之后，我说：习书记，您到福州来，我会全力支持、积极配合您做好各项工作。习书记说：“作为省会城市，福州的工作做得好坏，对福建全省都有很大影响。我下决心把福州的工作做好，能够在全省起一个带头的作用，但这需要大家共同努力。具体怎么做，怎么抓，我还要花一点时间搞搞调研，在调研基础上再召开会议，征求大家意见，制定规划。”

习书记真就是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的，上任之后就下基层搞调研了。他主要带了办公厅的同志一起去，然后根据调研的重点带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比如，到农村调研，就带农村、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到工厂调研，就带工业、经济部门的工作人员。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都会听取领导干部的工作汇报，这样，该地区或部门有什么想法、思路，当前做什么、今后做什么，他就有了一个全盘了解。接下来，习书记会对此发表自己的看法，提出一些工作意见。汇报中符合中央精神和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思路、举措，他会支持；值得商榷的或不明晰的设想和规划，他也会指出来请大家注意，并进行研究讨论；工作中有什么困难，面临什么问题，他也鼓励大家尽量都讲出来，然后再研究如何解决。

习书记到我分管的纪委、政法部门包括公安局、法院、检察院调研，我都会陪同他。在习书记专门安排时间到纪委调研时，我把当前工作情况、重点工作、新的想法以及当前面临的困难，都向他作了汇报。当时纪委的办公空间紧张，只有三四间办公室，工作条件比较差，十几个人挤在一起，连会议室都没有，这个问题拖了很久。有一次，中央纪委的领导来，我们只好把办公桌全拼起来，拼成一个临时的会议室开会。习书记了解情况后，很快就帮助我们解决了办公室问题。

在习书记上任之初，调研工作花了他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广泛了解各地各领域情况，悉心听取大家意见，对福州市的了解逐渐加深。同时，他也经常加班加点完成市委的日常工作，有什么请示、汇报，我们随时都可以找他请教。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倡导什么样的工作作风？

方庆云：习书记到福州任职后，着手整顿机关工作作风。当时福州市机关存在纪律涣散、办事拖拉等现象，基层单位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这对福州市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制约和干扰。习书记上任后，针对作风问题开展整顿，直截了当提出问题，要求从上到下各个部门加以重视，解决问题，改变作风，抓好落实，尤其提倡“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书记亲自督促各层级各部门改变工作作风。如果有做不到“马上就办”的，或做得不到位的，他会要求限期整改。在习书记督促下，机关作风在较短时间内有了比较大的好转，并且随着工作的不断深入和督促不断加强，逐渐做到了高效、廉洁，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

习书记为了促进机关提高办事效率，提高群众办事的便利性，开创了“一栋楼办公”的先河。他在调研中了解到，老百姓或企业办事很不容易，往往要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今天去这里盖章，明天去那里办手续，往往是精疲力尽了还没办好、没办完。比如，创业者想要办个公司，基本上要跑遍全城，盖几十个印章。这种情况下，群众办事不但非常不便，而且阻碍重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习书记提出在福州市建一栋办公大楼，让老百姓办事需要接触到的部门都在大楼里面派驻一个窗口，比如农业、卫生、政法、工商、民政等各个部门都有派驻。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群众办事，节约了群众办事时间。在习书记的规划下，市委、市政府还给各部门提出硬性规定。比如，其中有一条：如果群众办事的手续不全，必须一次性告知群众需要补什么，让一次性补清楚，这样群众第二次再来，就能把事办好，避免反复跑路。现在，这个“一栋楼办公”的规模更大了，而且很好继承了以前的传统。

在习书记看来，转变机关作风、为群众办实事才是正道，因此他在工作当中注重落实，讲求实效，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原则。那些为了追求荣誉而搞的“花架子”，他是根本看不上的，自己更是从来不搞。有一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有一年，全国开展省会城市卫生大检查，各个城市都希望能评上先进，福州市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市里就开始为了“应考”而琢磨一些“门道”。比如，检查组会在食品库、粮库等特定范围检查是否有老鼠出没的情况，在窗口等处撒上白色粉末，第二天再来检查有没有老鼠的痕迹。为应付检查，有的单位就找来猫，放在待检的房间里，这样老鼠就不敢出来了，第二天检查之前再把猫拿走。习书记了解情况后说：我们要实事求是，不要弄虚作假。有的卫生条件比较差的饮食业，为了应付检查，采取停业关门的做法，看起来干净利落，检查组走了再开门，这样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这次评不上先进也没有关系，要承认自己有差距，今后努力就是了。习书记还说，我们福州市脏乱差的现象还很多，接下来进一步把基础工作做好，道路、管道一点一点梳理弄清楚。我们还有好多设施跟不上，要继续投资、持续改进。我们做工作不是为了面子，不是为了先进，而是真正为市民创造一个良好环境。他经常提醒大家：“打铁必须自身硬。”那一年，福州虽然没有评上先进，但是习书记实事求是的理念深深影响了我们。接下来，我们把精力用在卫生工作上面，福州的市容和卫生得到持续改善，逐渐形成今天的美丽福州。

采访组：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狠抓党风廉政建设。其实，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请您谈谈他在福州工作期间抓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

方庆云：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之初，就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他强调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建立健全规章制度，防患于未然，避免由小错酿成大错。根据习书记的要求，我们还建立了一个“打招呼”警示制度。针对社会群众举报某些领导干部有不正之风问题但又不具备立案审查条件，我们主动找被举报人谈话，直接向有关人员打招呼，提示有人反映你有不正之风问题，有则主动改正，以后不要再犯了。如果有错不改，继续再犯，构成违纪的，我们就要重点进行查处，该处分的处分，构成犯罪的该法办的法办。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我们既及时对群众举报作出了反应，又及时警示干部、挽救干部，避免给工作造成更大的损失。而且，这样的干部也会纳入我们的视线，无论他将来作风是否变好了，我们都有掌握，组织上心中有数。习书记关心支持纪检部门这个“打招呼”警示制度，这一制度一直运行效果很好，避免了很多干部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当时，中央纪委领导到福州检查工作听取汇报后，也感到这个做法很好，表示肯定和支持。现在中央纪委提出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进行谈话提醒、约谈函询，对一般违纪问题、严重违纪问题、严重违纪且涉嫌违法的，再分别依法依纪处理，体现的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干部的严管厚爱。

习书记注重对干部的教育。他表示，抓好党风，教育为主，要求党员干部自觉遵纪守法，不要犯错误。遵章守法首先要学章学法、知章知法。针对习书记提出的要求，我们开展了福州纪检工作知识竞赛，把党章、条例、法规等精华的东西整理出来，发到基层，让广大党员学习，在普遍学习的基础上开展党风廉政知识竞赛，取得了良好效果。

1991年6月15日，在习书记的关心和指导下，福州办了一个党风廉政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办得很好，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参观。展览会展示廉政建设和反腐斗争的成果，对广大干部是很好的警示教育。习书记亲自参加这个展览会的开幕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以身作则，带头遵纪守法，纠正不正之风，不得以权谋私，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党风廉政展览会为期一个多月，还分别到平潭等县市展出，反响很好，参观人数达5万多人次。

在查一些具体案件的时候，我们也得到习书记的大力支持。有时候，案件的调查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一点困难，比如处级以上市管干部是重点对象，需要查处的都要专门汇报，习书记都会及时安排时间听取汇报，并对如何做好查处工作提出具体要求。他指出，查处案件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以事实为依据，以纪律法律为准绳，避免出现冤假错案。在查处过程中，遇有困难和阻力，我们都随时向习书记请示汇报，他都会给我们提供支持。同时，他还反复强调：调查必须依法合规，逻辑严密，我们固然不要放过一个坏人，但也千万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疾苦。请您谈谈他关心群众的事例。

方庆云：习书记在福州任职期间，处处以人民为中心，开展的各项工作都是以“关注民生”为基础的。比如，抓扶贫工作；推进城市棚户区改造；深入基层接访群众、现场办公；提倡“马上就办”；提倡执政为民，多做好事、多办实事；每年元旦春节带领四套班子看望慰问五保户、困难户……这都是他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的具体体现。

他亲自抓全市最贫困的永泰县，这个县也是全省23个重点贫困县之一。他经常深入到永泰县的贫困乡村，具体指导开展扶贫工作。根据永泰山区地大、林多、温泉丰富的特点，习书记提出“咬住青山不放松”，以发展旅游业作为重点。永泰县经过多年努力开发，现在已经成为旅游重点县，被国家列为中国首批“天然氧吧县”。永泰县的12万亩林区作为全国首批林业特色小镇，通过科学设计，合理布局，建成设施齐全、基础设施完备、服务功能完善，以提供森林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运动养生等为主要特色，成为融合产业、文化、社区功能的创新发展平台。永泰县从习书记制定的发展战略开始，根本改变了贫困县的面貌。

在习书记手上，大力推进了提升福州人民居住条件的棚户区改造工程，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之初，就深入街头巷尾、市民家中，了解群众住房情况。在调研中，习书记了解到，福州这个地方，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再加上防洪抗灾条件差，闽江几乎每年都会泛滥，洪水都会涌进街巷。千百年来，群众都在这种条件下生活，因此大部分房屋不能用遇水浸泡就膨胀粉化的砖头建造，只能用木材搭建，而老百姓又没有条件购买好的大块木料，都是用很薄的木板搭建，房子在这种条件下也不能盖得很高，过去福州的房子基本就是一层半的结构。当闽江泛滥的时候，水涌入街道，老百姓就会把门打开，把水放进屋里来，否则薄木板墙承受不住压力会倾倒。等洪水退了，再清理一下地面。福州的木板房每年都经历这样的浸泡，时间久了就东倒西歪，木板之间的缝隙到处都是，不仅漏风，蚊虫进入房间也会畅通无阻。于是许多老百姓就用报纸把里面糊起来，经年累月，一层一层，整个房子都成了纸糊的。所以福州过去也有个外号，叫“纸糊的福州”。习书记到老百姓家中，看到很多家庭住在这样东倒西歪的木板房里，几代人挤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既没有卫生间，也没有自来水，群众居住的环境破烂不堪，卫生条件很差，祖祖辈辈天天早上倒马桶，生活十分艰苦。习书记经过调查后，认为这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大事，一定要帮助老百姓解决住的困难。他多次与城建部门一起开会探讨，提出治理闽江泛滥和棚户区改造两个项目要同时上马。第一，不能让洪水再漫入市区，要解决防洪堤问题。第二，市民要住上像样的房子。

首先，习书记决定加高、加固防洪堤，使闽江福州段境内153公里从头到尾形成坚固的钢筋水泥的防洪堤，建成共投资了46亿多元，一举解决了千百年来的泛滥问题，加强了防汛安全，群众再也不怕“水漫金山”了。但涉及棚户区改造，就不是短时间能做好的事了。习书记统筹各方资源，对棚户区分期分批进行改造。当时福州的条件不行，除了不多的高楼、机关单位、“三坊七巷”以及一些地势高的地方之外，几乎都是棚户区，要占到整个福州城的百分之七八十。而当时市里又没有那么多钱一下全都改过来，所以只能根据规划逐步推进。在习书记任上，有大量的棚户区改造完成，政府帮助规划，群众重新建房，一批一批这样改造下来，一座一座条件比较好的房屋建设起来，水、电、下水道、卫生间等配套设施也具备了，居住条件得到巨大改善。在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福州市还是按照规划一步一步推进，最终福州市的棚户区几乎消失了。这个规划解决了千家万户居住的问题，使绝大多数市民有了好的居住条件。历经了这些年的变迁，福州市旧貌变新颜，群众对政府的工作评价很高，对居住条件的改善非常满意。

习书记到福州任职不久，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关心群众疾苦，提出“四个万家”：“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他不仅提出深入基层开展调研的工作方法，还身体力行去做，组织干部去做，不断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习书记在调研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群众口碑大大提高，干部们也由此体会到为民做事、为民造福的成就感，工作积极性大大提高。由此，“关注民生、关心群众”理念也就更加深入人心，形成了良性循环。

在一时一事之中形成一个好的作风是容易的，但持之以恒坚持下去就没那么容易了。在习书记领导下，福州的干部真正把“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指导思想，以“为民服务”作为工作方法，并且在各个部门、各个层级都强化这个意识，不断推动福州经济社会发展。

习书记主持福州工作期间，为了帮助群众解决疾苦和困难，下访制度也有效建立起来。他每年组织人员，亲自带队，到基层去接访，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解决问题，深受群众称赞。一直以来，许多领导干部怕群众上访，上访到自己门前，避而不见，挡回去，上访到北京，派人截访，采取了好多“防访措施”，反而激化了矛盾，让问题越积越多，愈演愈烈。习书记的态度截然不同，他就这个问题强调指出：领导干部不要怕群众，要关心群众。群众之所以上访，就是因为他们有苦、有难、有问题要解决，他们找到政府，找到领导，是因为相信我们能够秉公办事，能够提供帮助。习书记明确要求，我们不仅要积极接待群众上访，还要制度性“下访”，主动去了解群众的诉求、委屈、愿望，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排忧解难。

习书记组织下访，会带各个部门一起参加，经济、政法、土地、民政、教育、卫生等与群众关系密切的部门都派领导跟着下去，每个部门管一摊，接待不同诉求的群众。每次下访之前，为了让群众知道，提前十天发布告示，告诉群众接访的时间、地点，以便让群众做好准备。我每次都跟习书记一起下访，每次安排一天时间，各部门分成不同的组接待群众，部门领导亲自接待群众。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能当场解决的就当场解决；当场解决不了的，带回来限期解决。如果有的群众要求确实达不到或者不符合政策办不了的，也要跟群众解释清楚，取得群众理解。每次下去接访情况和限期解决落实的结果由信访部门负责督查，并将结果写出报告。

在接访过程中，群众反映的有些困难需要解决，但确实不符合当时的政策，习书记就综合考虑，灵活处理，有的则特事特办，尽力帮助群众解决。那个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有的因重男轻女，有的因未婚生育，有的因新生儿有某种缺陷或其他原因，把生出来的孩子扔在公园、路边。社会上有的好心人发现后就把这些被遗弃的孩子捡回来养大。但是这些孩子因为亲生父母身份不明，一直无法上户口，他们长大到了入学年龄就无法接受教育，甚至有的孩子长到20多岁还没有户口，无法工作。按照政策，这些孩子确实是没有办法上户口的，我当时管政法，也跟公安局的同志研究过，结论就是确实不符合当时的政策，没办法办。后来，在接访过程中遇到此类问题，我们直接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说，这种事虽然不符合政策，但还是要特事特办，这些孩子虽然来历不明，但他们都是社会大家庭中一个成员，我们不能轻视他们的生存权、受教育权，他们与养父母已经一起生活多年，家庭关系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养父母当初收养他们是出于爱心做好事，我们还是应该帮助他们解决户口问题，这样读书工作之类的事情才能随之解决。习书记在福州市工作的6年期间，起码有5000多个这样的孩子解决了户口问题，得以开始正常的生活。此事解决后，有时我碰见他们的养父母和本人，他们都表示说，要感谢习书记当年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不然就永远成为“黑人”了。现在，这些孩子起码都有30多岁了，其中很多人已成家立业，不少已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开展工作历来注重战略规划和整体谋划，请您谈一谈他对福州发展的整体战略构想。

方庆云：习书记对福州的工作，既立足现实脚踏实地，又高瞻远瞩有长远谋划。1990年他刚到福州工作时，没有搞“新官上任三把火”，也没有一来就发号施令，而是先安排一段时间深入基层和有关单位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结合福州的地理、社会、自然条件，提出了眼光长远的“3820”工程，让福州市的发展从那时起就开始逐步向国际化大都市方向迈进，为福州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

“3820”工程是习书记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做出来的。他在工作上从不独断专行，讲求科学方法，作风民主，特别注意虚心听取各方面意见。为了广泛征集各方意见，他还牵头专门成立了一个顾问团，这个顾问团邀请省里的、北京的、社会上的、海外的各方面专家学者参加。习书记会根据工作需要请顾问团的成员来，请他们对福州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规划等问题出谋划策。专家学者们也会对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市委、市政府会选择其真知灼见作为决策参考。可以说，习书记成立的顾问团为形成“3820”工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3820”工程的内涵即是制定面向未来3年、8年、20年福州的发展规划，作为全市发展的目标。一般情况下，一个领导任职也就几年时间，是不会考虑一个地区20年后的事情的。但习书记不仅考虑自己主持工作期间如何干的事情，还从福州市长远目标着手来进行全盘统筹考虑。如何实现近期目标、中期目标、长期目标，习书记都提出了很多具体规划和措施。比如，他谋划了发展“海上福州”的思路，采取了“东扩南进”的措施，提出了开发“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的战略。在这种战略框架下，福州市总的目标很明确，为实现近期和长期目标所实行的措施也很得力，而且中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各有所求，不会产生冲突，也不会顾此失彼。（下转4版）

在科学的战略构想下，习书记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引进外资，从而为福州的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基础，打开了良好局面。长期以来，由于福建东南沿海前线的特殊地理位置，国家一直没有在福建沿海投资建设大的工业项目，导致经济基础薄弱。我记得1987年夏季的时候，福州市委在鼓岭专门召开全市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提出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向“100亿冲刺”，当时全市的地方财政收入才4亿多元，根本无钱投入经济建设。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主持工作后，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解放思想，采取“走出去、引进来”的办法，大力引进外资，发展经济。他还根据福州华侨多、离台湾近的优势，提出要打好“侨牌”和“台牌”。他不辞劳苦，亲自出马，带领有关部门和县区领导赴东南亚考察，广泛接触侨胞、台胞和外商，欢迎他们到福州投资建设。在习书记的努力下，冠捷集团、三菱汽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知名企业在1990年至1995年间分别在马尾、福清和闽侯青口落户，加上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建设等项目的先后建成，为福州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带头和带动作用，大大改变了福州经济落后的状况。应该说，福州经济就是从那时开始正式起飞的，争取了高速发展的宝贵机遇。到2017年，福州全市生产总值达到7104亿元，是原来的70倍，财政收入达到1005亿元，是原来的250倍。这样的突飞猛进，从根本上改变了福州的历史地位。

现在回过头来看，福州2011年的经济规模与习书记当时制定的“3820”工程的目标相差无几，各项指标要么多一点点，要么少一点点，差别非常小，这也可以证明当时规划的科学性。从2011年到2019年这8年多，福州进一步加快了发展步伐，现在的经济规模则是远远超过了2011年。习书记当年就看清了福州的资源、特点、潜力，以及整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势，作出了科学规划，让福州从上世纪90年代初就一直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近30年时间里都在他亲自制定的规划中发展，没有走弯路。所以我常说，福州，确实是一个“有福之州”。

采访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福州是偷私渡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解决偷私渡问题促成了我们与台湾当局的“金门谈判”。作为谈判的亲历者，请您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以及习近平同志在这个事件中所起的推动作用。

方庆云：由于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福州的海外华侨很多，与台湾则是一水相连。我在从事政法工作中经常遇到偷私渡案件，像长乐、福清、平潭、连江、马尾的部分家庭都有海外关系，有的在日本，有的在美国，有的在东南亚，有的在台湾地区。偷私渡人员到了国外可以投亲靠友。有了这个便利条件，再加上当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出去打工赚钱比国内收入高得多，所以偷私渡现象屡禁不止。那个时候，美、日和东南亚给福建省每年出国定居的名额有限，台湾地区则根本不让大陆人定居。这也是引起偷私渡泛滥的重要原因。还有国外的“蛇头”跑到大陆来引诱招揽偷私渡客，不少人上当受骗。在这种情况下，偷私渡已经形成了灰色产业，相当一段时间难以禁绝。

1993年11月23日，我带了5个人到美国考察，学习机场建设经验。当地的侨领就找到我说：现在福州的偷渡现象给我们华侨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你能不能到美国有关部门去，就福建偷渡的情况沟通一下？过了几天，习书记随福建经济考察团恰好也到了美国，我把这个事情向他汇报请示。习书记说，老方，那你就去沟通一下，现在美国方面有些媒体总在说我们福建省的有关部门在有意放开偷渡，造成一些很不好的影响，向他们解释清楚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我就在纽约的使领馆支持下，安排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与美国警方进行了一次沟通，把偷渡原因做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得到他们的理解。最后我们商定，双方密切配合，共同采取措施，制止偷渡的发生。美国方面把“蛇头”管好，中国大陆把源头管好，双方共同努力，多做工作，逐步减少偷渡现象。9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经济发展迅速，不但偷渡现象极少发生，还有很多人返回国内投资兴业。

还有一件事。1994年国庆节，有个美籍华人女“蛇头”跟着国际观光团混到北京来了，北京方面也不知道情况。后来这个“蛇头”回到福州来，她表面上是个商界有头有脸的人物，还参加了福州市的一些活动，但被有关部门发现了。因为她是美籍华人，我们比较慎重，专门向习书记作了汇报。习书记非常重视，指示公安部门采取措施。公安部门对这个“蛇头”依法采取措施，经过审查后遣返回了美国。在美国，这个“蛇头”被判了刑，受到法律制裁。

福州与台湾地区同宗同祖，语言相通，生活习惯相同，历史上就有许多人赴台开发，而且金门、马祖过去就分别属于厦门和福州管辖，大陆许多人都有亲友在台湾，由于历史上的人为原因隔绝了联系往来，他们之间欲见心切。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倡两岸三通，来去自由。公告发表后，对台湾和大陆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台湾当局拒不接受，坚持“三不”即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就这样，双方隔绝到90年代初，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已经有40多年断绝了联系。与此同时，我们沿海的渔民和台湾的渔民一直在保持联系，台湾海峡上没有界限，渔民们在海上经常在一起，来去自由，甚至接近对岸也是常有的事。这样一来，大陆就经常有人员私渡到台湾地区，有去认亲戚的，有去打工、做小生意的。但是这些人到台湾后被当局发现就抓起来，关进监狱，再集中到一起，用被抓的大陆渔轮遣返回来。由海警押送到大陆附近，他们再返回。

1990年7月21日下午，台湾宜兰方面把60多个大陆的私渡人员装在一艘渔轮的鱼舱里面，为防他们逃跑，还在鱼舱上面盖上盖板，用长钉子钉死，送回大陆。由于夏天高温，鱼舱里不透气，渔轮驶到平潭县靠岸以后，打开鱼舱后发现有25个人不幸被闷死了。活着的人恢复体力后都跑了，当地渔民在岸边发现了这艘船和25具尸体。这个时候，他们就向当地边防和平潭县报告，平潭县委就向市委报告，当时习书记接到报告后高度重视，一方面马上向省委报告，另一方面指定市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立即赶赴平潭，妥善处理善后工作。为了弄清真相，习书记又决定专门抽调公安、边防20多人组成一个工作组下去调查落实。经过详细调查，搞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于1990年8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闽平渔5540号”惨案的真相》。为了有效处置两岸私渡问题，中央决定以红十字组织的名义与台湾地区就遣返问题进行商谈，以避免类似恶性事件再次发生。

8月5日下午，我还在平潭调查处理此事，接到市委办公厅通知说：“习书记叫你赶紧回福州。”我到福州的时候已经晚上10点了。我赶到习书记办公室说，习书记，我回来了，是不是汇报平潭的事情？习书记说，老方，先不忙汇报，你明天要去金门参加谈判。北京已经来人了，你去了金门，一定要实事求是，把握好原则，严格按照中央的精神办，我们谈判的过程不能出现“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表述。双方要共同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妥善解决私渡问题。双方只谈今后的遣返怎么做，不谈过去的事情。关于协议，你要把握好分寸，谈得来就谈，谈不来的就不谈，有不一致的地方追求一致，但实在达不到共识就算了。总之，对台无小事，你们去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具体什么时间去，明天你到省台办会安排。你先回家休息吧，要做好保密工作。

这项任务密级很高，在福州市当时只有习书记、市长和我三个人知道。8月6日，我到省台办后，省台办领导说，你明天就去厦门，北京来的三位同志已经到厦门了。你身上什么都不要带，只带自己的洗漱用品就行了。7号，我们因台风又耽搁了几天。11号，天气转好，早上我们从厦门东渡码头出发，到了海上，台湾方面来接，我们一行人于10点到达金门。谈判过程中，双方就私渡遣返问题进行了商谈，重点是就遣返对象、遣返工具、具体做法等细节达成一致。最后协议由台湾方面拟定，我们进行修改补充。我们在审阅过程中发现几个具体问题，与他们进行了再协商。

第一个问题是协议书上对遣返对象的描述。台湾拟文是：违反双方有关部门规定入境的居民。我们觉得“入境”一词不妥，类似于两个国家的描述。于是我们改成了“进入对方地区”的描述，台湾方面表示同意。

第二个问题是谈判的落款名称问题。如果双方都用全称表述，就会出现“两个中国”的描述，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后来经过商定，双方都以两岸红十字组织的名义，只写双方代表的名字。

第三个有争议的，是用什么工具遣返。台湾方面的意见是，什么船来就什么船回去。我们认为，这种渔船的船舱本身就是装鱼的，人多了在上面不安全，更不能装在鱼舱里。台湾方面认为有道理，确实不能这样运了。于是我们提出用登陆艇去接比较安全。对方说，登陆艇是武器，到台湾这边来无法接受。我们说明，登陆艇是退役的，经过改装后专门用于运输人员。经过协商，双方达成了一致。

还有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落款时间。我们提议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但台湾方面不同意。他们说，前面的争议我们都妥协了，这个问题还请你们照顾一下，台湾历来用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后来想了一个变通的方法：他们写中华民国纪年，我们写公元纪年。最后我们写的是“九〇.九.十二”，台湾方面写的是“七九.九.十二”。

最后，这个协议顺利签署，我们接下来又就接收遣返的地点等细节进行商议，也顺利达成了一致。

9月13日回到福州后，我立即把谈判过程向习书记作了详细汇报，习书记很满意。他说，你后面要继续做好协议的落实，把遣返工作的细节做好，保证遣返人员能平平安安回家，使他们的生命安全得到保障，这也是有利于两岸安定稳定的基础。如果还有什么困难和需要，我会继续支持你们。后来，习书记还就这项工作专门安排了一场常委会，听取我的详细汇报。这件事不仅为保障私渡人员的生命安全做了一件大好事，也为促进两岸的和平稳定、推动“三通”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这就是两岸关系中的大事件——签署“金门协议”。中央电视台4套《国家记忆》栏目还特别报道过这件事。

这件事，习书记一直记忆犹新。20年后的2010年9月4日，习书记来到福州视察时，专门安排接见当时的市委常委班子成员。那时他已经是国家副主席了，和我们一起开座谈会的时候，习书记提起的第一件事就是1990年的“金门协议”。他说，我在福州工作6年，现在虽然离开了，但是对福州很多事都记得很牢。1990年的“金门协议”，我让老方参与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从此打破了台湾当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僵局，为改善两岸关系打下了一个良好基础，也成为后面实现“三通”的起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部署了“闽海行动”，大大加强了沿海管防工作，有力维护了福州的海上治安。请您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方庆云：福州市地处东南沿海，全市12个县（市、区）中，罗源、连江、马尾、长乐、福清、平潭都属于沿海，海岸线长达1137公里。海事纠纷、海上抢劫、贩卖情报、非法偷私渡、海上走私等经常发生，海上斗争十分复杂。改革开放初期，长乐、平潭的走私泛滥一时，大宗的走私物品有香烟、电视机、录像机、手表以及汽车、汽油、家用电器等，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

1990年习近平同志调任福州市委书记后，非常重视福州沿海的管防工作，经常强调“海上无小事”。为了加强领导，专门成立福州市海防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和办公厅、政法委、公安、边防、海关等有关部门领导组成，下设办公室（挂海防办、打击办两个牌子）。1991年4月25日至26日，市里召开沿海管防工作综合治理部署大会，习书记亲自进行部署，决定从5月份开始，在全市组织开展“综合治理月”活动，以沿海管防工作为主线，实施以打击走私贩私、偷私渡、资敌参特、海上抢劫和“黄、毒、丑”专项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闽海行动”。他明确指出，“闽海行动”的主要目的，是进一步促进管防工作成果，落实沿海管理措施，坚持“打防管建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针，坚决打击和制止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犯罪活动，维护沿海地区社会治安稳定，改善海峡两岸关系。

习书记强调，沿海地区领导要采取非常措施、非常办法，真抓实干，抓好社会治安和沿海管防工作，要在上半年初见成效，年底大见成效。要精心组织，运用政治、经济、行政、法律、教育等各种手段，实行打击、取缔、整顿、管理、防患、建设等多管齐下，真正做到各级各部门齐抓共管，形成全社会参与“群防、群治”的大局面、大行动、大斗争。他还亲自与沿海6个县（市、区）党委书记签订“加强沿海防管工作责任状”。

为了加快“闽海行动”的开展，他以“马上就办”的作风，雷厉风行，带领有关部门深入平潭、福清、连江等地检查指导。1991年5月、6月、7月3个月时间里，全市组织1592个行动小组，参与18000多人（次），出动船只274次，清查重点地区部位和重点对象7865个，重点船只6952艘，查出各种违法犯罪对象3201名（其中偷私渡“蛇头”98人、偷私渡人员259名、走私分子89人、海上抢劫126人、卖淫嫖娼271人），收审495人，治安处罚1252人，刑事处理859件（其中重点案件259件），缴获各类枪支29支，凶器404件，摩托艇28艘，对讲机127台。到1991年底，共查处走私贩私案件4583件，价值达1.18亿元。

在取得初步成效基础上，习书记1991年10月14日专门到平潭县检查指导工作，提出五点意见：一要进一步提高对沿海管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二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工作与沿海管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三要继续加强对海上犯罪的打击；四要根据本地实际把经济抓上去，改变贫困面貌；五要大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由于福州沿海管防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得到上级充分肯定，全国沿海管防工作在福建召开。1992年6月17日，福建省委、省政府专门发出明传电报《关于做好迎接全国海防管理工作座谈会准备工作的通知》，习书记在电报上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并强调要继续打击偷私渡、走私贩私，7月8月各布置一次，加强指导、检查、督促。

经过开展“闽海行动”，连续狠抓海上管防和综合治理后，福州偷私渡和走私贩私、海上抢劫等违法犯罪活动逐步减少，海上治安趋于稳定。

采访组：长乐国际机场是全国首座完全由地方投资的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这座机场在上世纪90年代初能够顺利上马，离不开习近平同志超前的战略思维以及他付出的努力。请您讲讲这座机场是如何诞生的。

方庆云：福州虽然是省会城市，但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还没有民用机场。原来的义序机场是军队的小机场，军民共用，规模很小，每年吞吐量只140万人次，没有国际航班，没有盲降设备，遇到恶劣气候无法飞行，大型飞机无法起降。1990年，习书记到福州市工作后，认为福州空港交通问题是直接影响对外开放的屏障，外商外资进不来，国内物资出不去，人员往来不方便。他经过周密思考，下决心解决机场问题，并于1991年初提出建设福州现代化大型机场的思路。他的这个想法得到福建省委、省政府领导和福州市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随即先后与中央有关部门联系，提出福州新建国际机场的要求。但得到的答案是，目前国家没有安排在福州投资机场建设的项目。习书记知道这个事情后说，机场问题关系大局，等待国家安排，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我们要自力更生建机场，采取地方投资的办法。于是，以“马上就办”精神，在1991年8月正式提出由地方筹资建设新机场的立项报告。这个方案得到国家民航局和国家计委的支持，于1992年6月3日获得批准，当即着手成立筹备小组（指挥部），迅速开展筹备工作，很快于1993年元旦在长乐漳港工地举行开工奠基仪式。经过4年多努力，于1997年6月23日正式通航。长乐国际机场从构想、策划到机构建立、班子人选再到设计规划、资金筹措、开工兴建等等，都是习书记亲自决策把关。按照他提出年吞吐量650万人次的规模，参照新加坡樟宜现代化机场的设备，保证机场使用20年不落后。

这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的建成，凝聚着习书记的心血。一开始他亲自带领有关人员，先后到福清、闽侯等地选址，最后确定在长乐漳港。因为这个地方在海边，不仅净空条件好，而且有发展空间，可以延续建设，还可以填海造地。在建设过程中，他经常关心过问工程进展情况，多次深入工地实地考察，帮助解决难题。例如，在建设候机楼的设计中地下夹空层原设计是填方处理，在向他汇报时曾提出是否不用填方，作为地下室利用，可以用于安装设备、仓储等。他同意了。这样地下层多出6万多平方米的空间，不仅节省了填方的大批人力物力和时间，按照现行的价格计算就有6亿多元的经济价值。长乐国际机场第一期共投资人民币32亿多元，建成4E级大型现代化国际机场，候机楼建筑面积达13.2万平方米（现已增加到21.4万平方米），航空货栈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停机坪36万平方米，跑道长3600米，可起降B747—400型等大型飞机。当时有些人还不理解，认为规模太大了，但到2018年机场建设20年的时候，客流量已超过1240万人次，大大超过了原来设计的容量，已经不够用了。经过扩建现已增加到2300万人次。到2017年，已有34家航空公司进入长乐国际机场运行，开辟国内外航线103条，通航75个城市，先后开通了纽约、东京、大阪、悉尼、曼谷、雅加达等12个国际航班及香港、澳门、台北、高雄等航线。

大型现代化的长乐国际机场是国内首座完全由地方政府自筹资金兴建的机场，是中国华东地区重要的航空国际口岸，也是重要的航空客货集散地，被国家民航部门定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枢纽机场，从一般机场上升为国家级门户枢纽机场，使之成为机场设施互联互通和打造空中交通走廊的核心节点。它不仅是一项造福福州人民的重大工程，大大推动了福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也为海峡两岸人民共谋福祉，对实现祖国统一，更好建设“一带一路”，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采访组：您与习近平同志共事6年，既是上下级，也是好朋友，请您讲讲你们在生活上的交往吧。

方庆云：习书记平易近人，来源于他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博大胸怀。他尊重大家，虚心听取意见建议，作决策讲求科学，从不强加于人。他是领导，我们很尊重他。但平时我们又像朋友、像兄弟，也经常一起谈工作、谈体会、谈生活，有时还组织大家在一起开展文化、体育等有益的活动。习书记曾经谈起他的知青岁月，讲他在黄土高原的历练和成长，讲他自己和群众怎么一起劳动，有不会干的农活，群众怎么手把手教他，让他成为一个合格农民。讲到在正定工作的时候，他经常谈到县委领导班子怎么团结、老同志怎么帮助他、年轻同志怎么配合他，等等。

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平时假日和过年过节的时候，他也非常关心大家。有一年春节，习书记请我们几位同志到他家里做客，他亲自下厨给我们做饭做菜，他炒的菜是北方风味，味道很好，我们一起过了一个祥和的节日，其乐融融。

习书记对老干部非常重视、非常关心。他不仅关心老干部的生活，还注意听取老干部的意见。老干部虽然退休了，但因为之前长期在工作岗位上，对各方面工作有一定经验，他们退休以后有更多时间接触社会、接触群众，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很多发挥余热的机会。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习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建立了一个老干部“季谈会”。每个季度请老同志们参会，请他们对当前工作提意见和建议。老同志们畅所欲言，有什么问题尽管讲，讲得对不对、好不好、合适不合适都没关系。该采纳的、能做到的，一样不落，都会做到；有些做不到的，习书记也会耐心解释。这样一来，既推进了工作，大家心情也很舒畅。

直到今天，福州市仍然延续着这个优良传统，退休干部“季谈会”还在继续举行，老干部们聚集在一起，市里领导把一个季度工作的情况向大家作个通报，有关部门领导也都参加，老同志反映的意见被记录下来，通过研究，有相当部分意见方法被采纳，落实执行。老干部们在这个制度下持续发挥余热，为福州市的发展贡献力量。

1996年，我退休了，也已经成为了“老干部”。这个时候，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了。从那以后，习书记每年春节都安排省委办公厅的同志到我家里看望、慰问。2002年，习书记到浙江任职后，每年春节都会给我寄贺年卡，其中凝聚着习书记对老同志的一片深情厚谊。

这么多年过去了，回忆往昔，习书记在福州的点点滴滴仍深刻影响着我，也影响着这座城市。他为福州人民留下了宝贵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他的魅力和影响力大大提高了福州的历史地位和知名度，为福州向国际化大都市目标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习近平在福州（六）——近平同志提出要‘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

采访对象：王文贵，1941年2月生，福建福清人。1984年10月任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1993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6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兼政协主席。2000年任福州市政协主席。2006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2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王主席，您好！1990年，您是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习近平同志当时从宁德调到福州工作，这个过程您最熟悉，请您讲一讲。

王文贵：1990年，我在福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任上，有一天福州市长通知我说，近平同志从宁德地委调到福州市工作，让我去接他过来。于是，1990年4月22日，我和我的秘书，还有市委一个副秘书长，3个人坐了一部车到了宁德。在宾馆住下之后，我给近平同志打电话，想约个时间去拜访他。他说：“目前还有点交接的事情在处理，我们明天早上在路口会合就行了。”

当天下午快4点的时候，近平同志大概是把事情处理得差不多了，他给我打电话说：“老王，我现在有时间了，要不你过来坐一下？”我就到他宿舍去了，坐了一会儿，谈了一下。他向我询问了一些福州的情况，我大致给他作了介绍。

谈到工作方法时，我很坦诚地提了一条建议。我说：“我们希望以后每周有一个工作计划。原来的时候，每周都没有计划，所以从星期一开始，就会碰到很多具体问题。比如，组织部本来今天已经安排了开会，突然间市里又有会要开，我们这个会就只能取消了，可是人都已经通知到了，怎么办呢？又有的时候，我通知开会，200多人来了，书记又突然通知开常委会，我又不能不去。时间上的冲突给工作造成了很多不便。没有计划，就造成了统筹方面的很多问题，造成了我们没有任何自主权。工作安排不好，最后还是要怪我们。”

近平同志听后，点点头说：“各人有各人的领导风格。”后来，他到福州以后，每周都会制定计划，提前安排好一周的工作，我以为他是采纳了我的建议。后来我了解到，其实他在宁德一直都是这样做的。

第二天是4月23日，我们就要启程去福州了。近平同志也不知道是定在这天走，而且之前他也没有跟宁德的社会各界说他要调走的事，他怕很多人来送他。但消息还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漏出去了，我们离开宁德市委的时候，发现门口已经聚集了很多老百姓，有的人还拎着一篮子红色鸭蛋送给他。这个地方有个风俗，给出远门的人送行，要给他带染成红色的鸭蛋，图的是吉利、平安。

近平同志和送行的老百姓握手道别，老百姓依依不舍，祝福他一路平安，很多老人就像他的长辈一样，叮嘱他好好干，多多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我那时候已经当了五六年的组织部长，迎来送往的官员有很多了，但是这种情况，我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个时候，我也深深地被他和老百姓之间真挚的感情所打动。

我们到福州市的招待所住下，市长来和近平同志见了面，下午就召开了福州市干部大会，处级以上干部，各民主党派人士，还有一些老同志参加会议，会上宣布了省委组织部任命近平同志为福州市委书记的决定。随后，近平同志即兴作了讲话。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说：“大家不要期待我提什么口号，我也不提口号。各机关部门就按工作的正常情况干。”此外，他还对老同志们、对福州过去的工作作了充分肯定，并对廉政工作、老干部工作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晚上，近平同志和我们市委几位领导一起吃了便饭，参加的有市长、副书记、我、市委秘书长、接待办主任，我们几个人吃的是四菜一汤，边吃边谈工作，氛围很好。福州市当时的情况是，前面的书记刚刚调走，市委市政府面临换届。因此，近平同志来到福州以后，就要筹备换届小组会，再加上日常的事情很多，调研工作也很多，担子很重。班子商议，接下来由我协助安排近平同志的住处，之后陪他下去调研。

采访组：给习近平同志安排住处的过程是怎样的？请您具体讲讲。

王文贵：近平同志来福州以后，市长跟我商议给他安排住的地方。刚好在他来之前，市里盖了一个小区，其中有几座楼拿给市委安排，市委的各级领导和很多同志已经全部安排住里面，市长就叫我带近平同志到这个小区看看。

我带近平同志看了以后，问他：“这房子怎么样？”

他说：“还不错。”

我说：“习书记，你可以看看，但我个人建议你不宜住在这里。”

近平同志对我这句话感到很奇怪。他说，“老王，你带我来看，又说我不能住在这里，这是为啥？”

我说：“习书记，我很为难。市长让我带你来看，我肯定要听领导的话。但是，我个人仍然建议你最好不要住在这里，因为这个小区的房子在你来之前就已经全都分配好了。如果你突然插进来，整个方案全都会变，最后可能会产生一些矛盾。所以，我认为你不宜来住。”

近平同志笑了起来，他说：“老王，你这个人很忠厚啊！”

我说：“习书记，我就跟你讲心里话。”

他说：“好的，老王，我听进去了。”他就放弃了这个新建的小区。

后来，我又带他去看了厅级老干部住的一个小区，那边有一位老同志搬走了，正好空出来一套房子，两室一厅，在四楼，没有电梯，是那种老式的居民楼，条件也比较一般。

我说：“习书记，跟老同志住在一起，不一定方便，我感觉你住在这里会有个问题——老同志恐怕会有很多事情找你。”

他说：“没关系，我不怕。”

后来，近平就住在了老干部小区，他在这里跟退休老同志相处得很融洽。

看房子之后的第二天，我陪着近平同志到市区里走了一下，熟悉地形，让他直观地了解一下福州市。之后举行换届筹备会议，召开民主党派会议、老干部会议，还有部队的一些事情，下去调研，近平同志就开始忙起来了。

近平同志对民主党派工作非常重视，做得也很好，这和他父亲一样。他对部队工作也非常重视，因为他也是部队出来的，所以和部队相处得非常好。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经常下去调研，您也曾陪同他一起去过。请您讲讲你们第一次调研的过程。

王文贵：1990年5月18日，近平同志上午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中午吃完午饭，没有休息，我和几位工作人员就开始陪他到县里去调研。连着3天，我们走了3个县。首先到了永泰县，那个地方当时还不通公路，我们是坐船过去的。永泰和闽清都是贫困县，条件非常差。闽侯县因为离福州近，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我从当组织部长开始，就有一个写工作日记的习惯。日记本上记录了我们那次的大概行程，我们那次下去一共看了14个乡镇，调查了乡里面的基本情况，了解了人才培养问题。近平同志调查得很细致、很全面。他到村里看了村民的生活情况，当时村里遇到台风灾害，他视察了灾情，看了一个果园、一个硅铁厂和一个贸易中心市场。他很关心教育事业，每个县的一中都看了，小学和幼儿园也都看了，对教师待遇、办学环境等问题都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他还考虑到移民区群众的生活，亲自到移民区跟群众交流，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视察期间，他白天看，中午也不休息，吃完午饭就和县委书记谈话，有时也找主管领导、老干部谈。晚上，他就组织五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开会。

我们下去的时候，每天都吃得很简单。当时我也不了解他，不知道他爱吃什么，而且这方面我也不太懂，不太周到，没有做任何准备。我们就是按照当时的规定，四菜一汤。那时我想，近平同志既然是北方人，肯定爱吃面食，所以我就要求主食要有米饭，也要有馒头，或者面条也可以。其他的要求我就不敢再提了，因为我当时对近平同志的工作作风多少有些耳闻，不敢要求安排得太好，怕他批评。我们当时住在县招待所里，条件很差。因为招待所都是对外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住。

这次调研期间，我们这几位同志和近平同志就熟悉了。他给我们讲他插队时的故事，他说他那时候最想的事情就是能吃得饱饱的。我当时就想，他小小年纪就独自一人在陕北插队，真是不容易。

近平同志在永泰和闽清两个贫困县跟干部们座谈时，还谈到：“我在陕北插队7年，来到福建工作以后，在贫困地区宁德干了2年。比较深的一点体会就是，越是贫困地区的干部和群众，越应该淡化贫困意识，增强信心，以自力更生为出发点，搞好工作。”

他还对基层干部说：“在贫困地区工作，你们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不比经济发达地区的干部少，但你们取得的效果不一定比他们好。所以，我看干部，就是看你们是不是付出。”这些山区的干部们听了这番话，都很感动。他们觉得，习书记对贫困地区的基层干部非常理解。

近平同志还讲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你要想当官，就不要想发财；你要想发财，就不要想当官。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他讲话很朴素，很容易让人接受，不讲很多理论，不摆大道理，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而且，他在3个县讲的话都不一样，都是结合各地的特点来讲的。

在永泰县，是我第一次听近平同志讲到“绿水青山”四个字。他说：“永泰的地理环境就是山区，是福州的后花园，你们一定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必须保护好环境，一条河也不能污染。山上的树林、果树要管理好。你们永泰的发展方向就是绿水青山。”

现在，在近平同志当年清晰的定位下，永泰的自然生态环境非常好，旅游业发展得也非常好。比如青云山，就是永泰比较早的旅游景区。农业和林业方面，永泰有李子树，有毛竹，还有其他树木，林业资源很丰富。而永泰的企业就是和农业配套的，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工业。

初次和近平同志在一起工作，他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很好，工作细致深入，生活简朴，作风扎实。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来福州工作前后，您是组织部长，请您讲讲他做干部工作的方法。您自己有什么体会？

王文贵：近平同志配备干部能做到知人善任，要求我严格把握组织原则，严守全面考核干部关。近平同志主政福州的时候，我这个组织部长非常好当，没有一个人来找我走后门，风气非常好。其实越是这样我就感到责任越重。

近平同志对提拔干部非常讲规矩。他到福州以后，就定了一条：所有的干部提拔，配备到哪个班子，他都不会干涉提名，但是组织部必须拿出3个符合条件的人，把名单拿给他。这3个人，近平同志会一个一个和他们谈话，谈完以后，又把我们叫过去讨论。这个人怎么样，有什么特点，适合不适合。

而且，近平同志不仅和提拔的干部谈话，我们市里所有的正处级以上干部，无论是提拔还是犯错误、退休，他都会和他们谈话。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提拔的干部，大家抢着谈；犯错误的干部，没人愿意谈。以前，我作为组织部长，是很苦的，凡是提拔的干部，会一开完，领导都已经和他们谈好了。但是，犯错误的干部，都没有人谈。离退休干部，也没有人谈，只有我们组织部捡“剩下”的谈。到了近平同志这里，他把这个状况都改变了。平时的时间安排不过来，他还会抽出业余时间，下班后或星期天，和退休干部谈话，和犯错误的干部谈话。

退休干部，经过和他谈话，会觉得自己虽然退休了，但书记不仅没有“人走茶凉”，还亲自谈话，说明自己还是组织的一员，以后还能发挥作用，这样他们的失落感相应地也就减轻了。

干部犯错误，近平同志都是把他叫来，很细心地找他谈话，讲到人心里去，让人心悦诚服。犯错误的干部，和近平同志谈过话以后，都有良好的表现。近平同志把他们为什么犯错误、哪个方面对自己要求不够、今后要怎样做，都帮助他们剖析清楚，督促他们进步。这也让他们觉得，组织还是很重视自己，并没有抛弃他们。

近平同志来之前，我当组织部长有许多为难之处。我执行组织的决定，调动干部，都要我自己出面，所以谁不满了，都可以骂我。近平同志来了以后，凡是班子里作的决定，他从来不让我出头，都是他自己出面做工作。所以，在他手底下工作，我最有安全感。像他这样的一把手，实在是可遇不可求。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工作后，市委班子在他的带动下，形成了“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请您谈谈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和事例。

王文贵：市委形成“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和近平同志的工作特点是分不开的。他非常勤政，每周安排完工作以后，会尽可能按照计划来做工作。批改文件，包括处理一些很麻烦的问题，他都是及时完成。当天的事，他一定要当天做好，绝不拖延。另外，他做事很有规律。举个例子，如果有干部约他谈话，他一时没有时间处理的，就会叫秘书把人名全部记下来，每周日休息的时候，再拿出半天时间，约这些干部谈话，有时候一口气谈一二十个，事情简单的，几分钟谈完；事情复杂的，谈得久一点。所以，干部们对他的评价非常高，认为习书记从不推诿，即使当时没时间，他也会一直记着，主动约请，从不“欠账”。

关于近平同志“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实例，那几年确实太多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是：有一年，省委、省政府在开发区开了一个现场会，对一些具体工作提出了要求。中午的时候，刚刚吃完饭，近平同志不休息，就把大家召集起来研究如何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开发区发展问题的决定，并且以极高的效率，在当天的中午就形成了一个文件。近平同志干工作的节奏就是“今日事，今日毕”。今天能解决的事情，他绝不会拖到明天。

还有一个例子。1991年，连江有一个部队要搬到福州来，涉及很多具体问题。比如，部队驻地前面的那条路排水能力不行，一到下雨天就成了一条河；随军家属的安置问题、子女就学问题，等等。问题反映到近平同志那里，他马上就到部队调研，把问题全都调查清楚之后，在很短的时间就全部办好了。他表示，部队的事情要特事特办。

后来，他在福州市办的3个经济开发区，也都以马上就办的原则，有什么事情立刻解决，绝不拖沓、绝不推诿，所以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都非常快。

这3个开发区，是3种发展模式。马尾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政府主导办的，福清经济开发区是华侨主导办的，还有一个福兴经济开发区是农民主导、乡镇办的。后来我们发现，农民主导的开发区，建设速度最快，发展也最快。1991年，近平同志在马尾开会的时候，就以这个话题谈了开发区建设的事情。他表示，开发区的事情也要“特事特办”“马上就办”。

近平同志提出“真抓实干”，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他要求我们真抓实干，他自己首先做到了，他在工作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真抓实干的。

举个例子。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需要面对的以前积累的问题很多，上访的人很多。他针对这个问题作了一个变革，把老百姓上访改成了官员“下访”。他考虑，如果按照目前这种情况，一个人一个人、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去解决还不行的话，就要形成长效机制。

他规定了一条：每个月，由领导分工，到县区去负责接访。而且这个事情，他不只是安排下去，他自己也带头搞，带各个部门的人到下面去解决问题。他这样一做，层层都效仿，所以在他任上，上访的人就很少，即使有，很快都解决了。

近平同志还提出来：要经常去了解群众的事。怎么了解呢？他提出了四句话：进万家门，知万家情，解万家忧，办万家事。他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要照此去做，把群众的事情在基层解决好。

近平同志到福州以后，发现有关部门特别是一些权力部门“吃拿卡要”成风，有好处就办，没有好处就不办。而且，有的事情办起来很繁琐，比如房地产开发，前前后后要盖将近200个公章，跑很多部门才能办成。

为了有效杜绝“吃拿卡要”，也为了方便市民办事，他于1990年下半年提出并开始实施“一栋楼办公”——把20多个单位都集中安排进一个服务中心大楼里，每个单位都设一个服务窗口，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手续，在一栋大楼里就能解决。这样，就有效缩短了办事行程，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服务中心建立起来以后，近平同志还多次去视察，他看到哪个窗口排队人多，就会了解情况，问相关领导为什么这里排队的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找出问题症结，马上调整改进，提高办事效率。

近平同志建起的这个服务中心，刚开始很多有权的单位不愿意进去。因为在自己独立的“一亩三分地”上，很多项目是否收费、收多少费，都是自己说了算，可以揩不少油水，市民不交就办不成事。比如办个证，工本费要多少；办个手续，收多少钱；搞个图纸，图纸要收多少钱。搬到服务中心，都在统一的平台上，受到统一的监管，就收不到那些不合理的费用了。不过，他们不愿意搬进去也不行，就像在宁德坚决清理违规建房一样，为了维护群众的利益，近平同志毫不妥协。从那时起，我们福州的同志，见识了他的敢于担当，见识了他坚强的党性原则。最后，在他的督促下，该搬进去的部门，全都搬进去了。这个服务中心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建立，到现在规模更大了，成为全市的服务中心。

今天回顾起来，近平同志主政期间，福州的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为办事效率高，项目引来的多。这个“一栋楼办公”的服务中心发挥了巨大作用。近平同志给服务中心里面办公的所有部门规定：无论市民还是外商，无论找哪个部门办事，只要手续齐全，符合规定，限你多长时间内必须解决，没在规定时间内解决的，就要写报告解释“为什么”。这样一来，办事就很顺畅。很多外商到了这个服务中心，因为相关部门都在，找谁都找得到，该办什么事都可以办，效率自然就高了，人们心情也舒畅了。

回顾我和近平同志共事的这几年，总体感觉就是，他的思想很开阔，看问题很有前瞻性。他提出的“3820”工程，在我们最初看来，20年的规划实在是太长了，可能是后几任领导才会面对的问题，但他却为此花了很大力气去规划，搞问卷调查，与各方面专家座谈，还在街道发放了10000多份问卷，做了1000人以上的调研。

现在，20年已经过去了，福州全面实现了“3820”工程的规划目标，每一项指标都是刚好达到或非常接近，没有相差或超过很多的情况。可见近平同志当时所做的工作是非常切合实际，也是非常科学准确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与外资企业是如何打交道的？如何协助他们落户福州，又是如何坚守原则的？

王文贵：在近平同志任职的几年当中，福州年均经济增长速度超过20%，引进的很多项目都是他亲自谈的，因为我当时分管改革开放工作，所以他谈的这些项目我都参与过。比如东南汽车、冠捷电子、南方铝业等。

上面讲的这几家企业落户在福州，直接能解决万人以上的人口就业，间接带动的就业，估算起来就是几倍的量了。比如东南汽车一来落户，后面陆陆续续建起了70多个配件厂，同时仓库、物流、产业链全都带动起来了。

为了让外商投资更加顺畅，近平同志每个月都要召开外商台商现场会。并且，他把每一个项目都分配到一个副市长或一个常委来负责，责任到人。比如分给我的是冠捷电子，企业有什么事情都会来找我，我们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到会上进行讨论。

近平同志对外商很讲原则，他经常说，能给你办的，一定给你办，谁不给你办都不行；不能做的，一定不能做，说破大天也没有用（说破大天：北京话，说到天上去）。比如税收问题，已经在政策上有优惠了，但是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幅度；有的项目可以免3年的税收，有的项目规定是5年，但超过额度就不行了，否则，福州也贴不起。地价可以给外商便宜一些，但是也不能低于国家的规定，况且福州市还要付给老百姓征地补偿。

还有很多问题，近平同志都坚守底线。在环保问题上，他从来不让步，比如我们有一家外资企业，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很多苯，这种东西会影响人体健康，近平同志就要求这家企业必须达到环保标准，对工人也要做好防护，对他们的健康不能产生任何危害，如果做不到就得停产。再有，工人的工资都要有保障，严格监督执行，不能低于一定的标准。还有，外商里面有很多华侨，他们会提出一些干部提拔的意见，甚至试图影响人事问题，近平同志对此是绝对不允许的。

采访组：您和习近平同志既是老同事，又是好朋友。请讲讲您和他之间交往的一些小故事。

王文贵：近平同志完全没有官架子，绝不高高在上，他既是我们的好领导，又是我们的好同事，和大家的关系一直很融洽。1992年，近平同志还到我老家去过。我的老家在乡下，他到我家很放松，一点也不拘束。

1993年，我到深圳办事，拜访习老。老人家留我吃饭，饭前闲聊，我说：“习老，我看您这么大年纪，身体还这么好！”习老很幽默，也很直爽，他站起来说：“我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没有害过人，当然身体很好了！”老爷子这么幽默，逗得我们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吃完饭之后，习老很开心地跟我合了影。之后，习老对我说：“你是市委组织部长，平时要好好教育习近平，督促他好好工作。”

我笑着点头答应，心里想：“我虽然是市委组织部长，但也不好教育市委书记吧！”

回到福州之后，我把习老的话转述给近平同志。近平同志一听，笑了起来，他说：“我爸爸这话说得对，如果有什么该说我的，那也不该客气啊！”

近平同志调到浙江以后，我只要到浙江，就会去找他，他都乐意见我，叙叙旧，谈谈心。他到上海工作以后，我们也有联系，时不时谈谈工作和生活。

他到中央以后，我主动和他联系就比较少了，特别是他当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后，我觉得就更不能打扰他了。现在，他日理万机，他的时间就是给全国人民服务的时间，耽误一点可了不得！

习近平在福州（七）——“习书记思想很解放，很有担当”

采访对象：练知轩，1945年2月生，福州人。1983年至1990年任福州市交通局党委书记、局长。1990年至1993年任福清市委书记，1994年兼任市长。1993年至1996年担任福州市委常委、副书记兼福清市委书记。1996年至2001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2001年至2005年任福州市委副书记、福州市市长。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6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练书记，您好！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同志是在什么时候？

练知轩：第一次接触习书记是在1990年夏天，大概是8月中旬，当时他正在构思建设“海上福州”，出闽江口到福清来考察。那天，我们乘坐的是闽江航运公司的船，船很简陋，上面就搭了一个篷子。天气非常热，阳光特别刺眼，把船烤得像个大蒸笼，我们一直往篷上喷水，也降不了温。我们一天看了3个海湾：罗源湾、福清湾、兴化湾，全程下来海岸线长约330多公里。这3个海湾的海岸线非常长，海域广阔，陆地面积几千平方公里，还有10来条黄金水道，平潭岛外侧就是台湾海峡的主航道。习书记一边看，一边向我了解情况。他当时就提出：这里可以建立大港口、大工业和临港的大城市，将来可以成为对台的货物中转集散中心；这里的滩涂、浅海面积广，种植业、养殖业发展有得天独厚的条件，远洋近海捕捞都可以得到全面发展；这里有好几个岛屿，可以发展海岛旅游业，可以和台湾搞经贸合作区。

中午，船舱内的温度高达41℃，习书记汗如雨下，但他毫不在意。看到福州海上有这么好的条件和资源，他很高兴，沿途都在思考怎么发挥海上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他叮嘱我们交通局要好好参与规划，发挥好福州的海洋优势，特别是近台优势。一整天，我们都在海上考察，中午就在船上吃便餐，一人一碗米饭，一盘白菜，里面只有几片肉。当时还没有矿泉水，我们都是喝白开水。习书记不停地流汗，一天下来，他没有说累，也没有说要休息，一直看，一直听，一直在思考。他的工作精神让我们都非常感动。

1992年，习书记在福清提出“海上福州”发展战略。当时，他做了4个主要规划：一是“3820”工程，二是海上福州，三是搭建现代化国际城市框架，四是确定福州发展方向是东扩南移、沿江向海发展，建设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以天然良港作为依托，南翼有福清、长乐、平潭，北翼有郊区、闽侯、连江，前俯大海，后靠罗源、闽清、永泰。闽江口金三角经济圈，就是从这里开始构想起来。

2010年，习书记回福建的时候，还提起我们那次的“海上考察”，他跟别人介绍我时说：“我是在船上认识知轩同志的，当时他年富力强、思路敏捷，对情况比较熟悉，介绍也很详尽。”我听了之后很感动。

采访组：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提出城市建设“八大关系”的主要内容。

练知轩：习书记非常重视城市建设的科学研究和规划，亲自担任福州市规划委员会主任、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他非常尊重城市发展规律，认为城市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要有丰富的文化底蕴，还要依托自然条件。

1991年1月，在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会成立大会上，他要求我们理事会要善于总结经验、发现规律、指导未来，自觉按照规律去发展、去建设。他在报告中提出注意统筹城市内在的“八大关系”：第一是上与下的关系，也就是我们上级领导与基层群众的关系要处理好。第二是远与近的关系，远景规划与近期安排要相衔接。第三是旧与新的关系，新城建设与旧城改造要结合起来。第四是内与外的关系，利用内资和利用外资要结合起来，发动全社会的力量搞好规划建设。第五是好与差的关系，好的部分可以弥补差的部分，差的部分要善于从好的部分吸取益处，形成完整的社区，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第六是大与小的关系，群众利益无小事，大规划大建设一定要考虑群众的利益。第七是建与管的关系，他始终认为，三分建设，七分管理。他一直跟我们讲：“我们可以请全世界最好的规划师来，投入巨资可以建造最有标志性的楼房，但是如果我们管理不好，市民素质不注意提高，居住环境仍然一塌糊涂，那又有什么用呢？”建和管的关系非常重要，不能只顾建设不顾管理。第八是古与今的关系，文物古迹要很好地保护，很好地挖掘文化内涵，要留住这些乡愁，不能随便破坏。文物要做到原地保护，街道不一定非要笔直，为了保护文物适当绕一下也是可以的。

有一个我亲耳听到的小故事，能够体现他如何处理大与小的关系。1991年3月，他到水运公司调研，我曾经管过这个公司。他在调研中发现有66户职工现在还住在闽江“连家船”上，38户职工住在堤外“竹架棚”里。他看了以后，觉得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老百姓不应该生活在这样差的条件下，当天就研究决定，把解决船民住房难的问题列入为民办实事项目，为困难群众雪中送炭。10个月后，104户长期居住在水上“连家船”和岸上“竹架棚”的群众乔迁新居，搬进台江红星新村。我当了7年多交通局长都没有发现和解决这个问题，感到很内疚。他管那么多的大事情，还能在调研中发现这个看起来很小的问题，亲自关心和过问100多户百姓的生活。在他的心中，群众利益无小事，发展和建设过程中绝不能忽视群众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城市发展的辩证关系，很多思想与他在福建提出的“八大关系”是一脉相承的，也是与时俱进的。他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五个统筹”即：统筹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提高城市工作全局性；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提高城市发展的宜居性；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提高各方推动城市发展的积极性，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年就非常重视城市建设，他指导城市建设的策略有哪些？

练知轩：对城市建设，习书记始终坚持问题导向，总是针对问题去调查、研究和辨明城市建设的症结所在，然后精确施策、精准发力，推进城市的科学发展。他曾经说，没有搞好规划就去做事情，就是做蠢事、做傻事，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时，城市发展面临一系列问题，是习书记带领大家把这些问题一一找出来的。

第一个问题是缺钱。当时财政只管吃饭问题，没钱搞建设，修马路只能修主干道，人行道都没钱修，园林绿化没钱做，地下管网建设更谈不上。

第二个问题是内河污染问题。大楼盖起来以后，雨水和污水没有分流，污水乱排放，引起内河污染。

问题弄清楚之后，就容易针对问题采取措施，有的放矢。

对于缺钱问题，习书记充分利用侨资、外资和民资来解决。这种开明开放的做法在当时是很先进的。上面讲到习书记要求处理好内和外的关系，其中一个含义就是利用好内资和外资，多方筹措资金促进城市发展。当时，福州城区有大量的棚户区。棚户区改造工作是从习书记开始的。最早的一片棚户区改造，他亲自到现场进行指导。用招商引资的办法来改造棚户区，这个思路最早是习书记打开的。

对于内河污染问题，他每年都投入一定资金搞内河治理，还提出一系列措施，逐步做到雨污分流，加快建设污水处理厂，在内河两边腾出通道来搞绿化，做到“一河两带”，禁止沿河建房，防止垃圾下河等。

采访组：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上，习近平同志是如何抓落实的？

练知轩：他经常上街巡视，一旦发现问题，就立即叫秘书通知有关街区马上处理。我记得有一次，他从马尾回来，发现人行道边有一堆土，就马上通知了我。我接到通知后，派市容委的一个领导去巡查。那个领导去了，坐在车上跑了一圈，看不到习书记说的那堆土在哪里，回来给我报告说没有。我说：“一定有。习书记那么仔细，他讲了有，就一定会有，你不要坐车，再沿着人行道走一遍看看。”那个领导走着看着，很快就发现了那堆土，马上安排清理掉。这件小事体现了习书记细致、扎实的工作作风，给我们树立了榜样。

刚才讲到，习书记做了4个主要规划，这是他亲自抓的。我记得，他前后搞了2年多调研，开了不下20多场专家评审会和研讨会，听取和吸收了各方面意见。他特别重视科技季谈会和老同志季谈会，都会亲自到会听取意见。科技季谈会，实际就是咨询会，召集各方面科技工作者、教授、享受国务院津贴的专家每个季度来开一次座谈会，每次围绕一个主题，请大家发表意见，集思广益。老同志季谈会，就是召集处级以上的离退休老同志，每一个季度开一次大会，专门听取他们的意见，有关部门认真记录，逐一处理，逐件反馈。这个制度是习书记首创的，我们都觉得非常好，这样可以更大范围地吸取意见。福州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故乡，他提出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成为福州城市精神的表述语，我认为这两个季谈会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体现。习书记是一个胸怀非常宽广的人，所以他才会创立这样一个制度。直到现在，福州还一直坚持这样做。

习书记在做重大决策的时候，非常注意听取意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我们的几个重大规划决策，包括“3820”工程都是通过市委全委会和市人代会审议通过的。

从199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27年了，现在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仍在按照当时的思路前行。福州市正在搞滨海新城，总体思路还是向南发展、向东前进。还有平潭岛开放、开发，搞对台综合试验区、自由贸易岛、度假旅游区，也是习书记当时就定好的发展方向，我们一直沿着这个思路在做。

“3820”工程规划的时间节点是从1990年到2010年的20年。规划开始执行后的3年、8年、20年，全部指标都如期达到了规划的要求。习书记主政福州6年，从1990年4月到1996年4月，是福州发展最快的时期，GDP平均年增长率超过20%。

采访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是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时提倡的高效政府工作作风。请您谈一谈，“马真精神”为什么能够获得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响应？

练知轩：说起“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习书记当年率先垂范，给我们做出了非常好的榜样。比如，1991年2月，习书记到马尾现场办公，韩国有个金刚石加工企业要落户，他中午没有休息，当场办好了1个批文，这家企业在2天之内就办好了所有落户手续。这个故事现在还在马尾流传。他这样的工作效率，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我们把“马上就办，真抓实干”概括为“马真精神”，这种精神能够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获得积极响应，并且流传至今，我认为这主要有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干部选拔任用的积极导向。在习书记手下工作，只要你扑下身子抓工作，干出成绩来，就能够得到提拔重用。以我自己为例，我当了7年交通局长，有一天，组织部长找我谈话，让我去福清当市委书记，我当时完全没有思想准备，还考虑了3天。后来，组织研究提拔我为福州市委副书记，我一样也是毫不知情。干得好，不只被提拔，还会得到很高的政治荣誉。我在1995年被评为第一届全国优秀县（市）委书记。可以说，习书记注重实干的用人导向给了我们实干的劲头。

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很暖心。那是1995年春节前夕，我还在县里忙工作，不能提前回家过年。习书记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农历腊月二十七那天，亲自带队去我家里慰问我的家人。我们全家人都觉得非常温暖，我爱人非常激动地给我说：“习书记亲自来慰问我们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我被习书记关爱下属的那份真诚深深地感动了，心想一定要干得更好，来报答他对我的关怀！所以，我大年初一就下了基层。只要你努力工作真抓实干，干出成绩，都会得到重用。习书记营造的健康政治生态和注重实干的用人导向，让每个干部心里都很踏实，拼命实干，越干越有劲。

第二个因素，就是市委当时实际上已经建立了“容错机制”，就是容许干部在工作中出现错误。为什么会有这个机制呢？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办事越多越快，自然就越可能出错。为了避免“怕做错事，就不做事”的思想蔓延，市委当时就提出，只要你是一心为公、不谋私利，就算工作中出了一些闪失，有些纰漏，只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及时纠正，就不追究责任。这样，我们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放手去干了。可以说，“容错机制”给了我们实干的勇气。

福清是沿海地区，可以说是十年九旱，严重缺乏淡水，农业需要淡水，工业需要淡水，百姓生活也需要淡水，所以，解决缺水问题显得十分迫切。40多万亩的耕地当中，有20多万亩属于“望天田”，就是靠天吃饭，天上下雨才能种庄稼，不下雨就种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穿过闽侯县的5个乡镇所在的山脉，打一个20公里长的隧洞，引闽江水入融（“融”是福清的简称）。这本来是给当地百姓做好事，也是一项利民工程。然而，谁也没有想到，闽侯当地百姓比较迷信，认为我们把他们的龙脉给切断了，极力反对，把闽侯青口镇政府砸了，还把福州到厦门的国道给堵了。习书记知道这件事情后，马上采取措施，立即通知闽侯县四套班子领导到青口镇去，住在那里一两个月专门做群众工作，解开群众思想上的疙瘩，还派警察下去维持秩序、疏通道路。在习书记的支持下，事情迅速得到解决。其实，这件事情在当时的动静很大，我事前没有报告，但事后也没受批评。习书记明察秋毫，他知道这是干部为百姓做好事，是百姓一时思想上转不过来。他不会不问青红皂白就怪罪手下的干部。所以，我们跟着他做事情很有底气，只要是一心为公，就没有后顾之忧。

第三个因素，就是习书记本人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只要他在场，只要他知道，只要你不是干坏事，他都给你承担责任。可以说，习书记的担当精神给了我们实干的后盾。

有人转告给我一件事情，让我至今都很感动。省里有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领导给习书记说，练知轩在福清做事很霸道，经常一个人说了算。习书记马上替我作了解释：“这些我都知道，他都有汇报，不能说他霸道。”其实，有些事现在想起来，我可能并不一定事无巨细都汇报了，习书记就是这样给我担着。所以说，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愉快，他非常敢于担当、勇于负责。只要他知道的事、在场的事，甚至是他不知道的事，只要下属做对了，他都能主动替下属承担责任，不像有的领导揽功诿过，下属做得对的变成他的功劳，下属做错了就推说不知道，不敢承担责任。

真正做到“马上就办，真抓实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共产党人品德与作风的一种体现。习书记不仅创造性地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而且身体力行，用一系列的措施去落实，把“马真精神”落到实处，灌输在每一位领导干部的思想中，贯彻在每一位领导干部的行动中。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重视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建设和引进外资。请您谈谈他着力发展工业和招商引资的故事。

练知轩：习书记在福州工作6年时间，为福州的工业化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福州经济过去以农业为主。以福清为例，我记得我刚到福清任职的时候，感到非常骄傲，在全省的工作会议上，发出10个奖牌，福清能得9个，但归类后就会发现，这9个奖牌都跟种植业和畜牧业有关。尤其是畜牧业污染很严重，动物粪便都直接排入河中，臭气熏天。当时，福清是非常典型的农业县，工业只有几家小小的印刷厂、化肥厂、农械厂等。

习书记来福州工作那几年，狠抓产业项目建设，亲自出去招商引资。我有幸跟他2次出国，一次是1991年，另一次是1993年。我们出国几乎从来没有上过街，出去就是介绍投资环境，洽谈具体项目，根本没有时间去游览参观。去新加坡的时候，我们连一条繁华商业街都没去过，每天工作到夜里2点才结束。

1991年，我陪着习书记到印尼拜访林绍良先生，他是世界著名的侨领。习书记非常耐心地做他的工作，动员他回乡投资。林先生是21岁才下南洋的，所以说话就是一部分福清话，一部分普通话，还有一部分印尼话。习书记为了让他能更容易理解我们此行的目的，就很形象地给林先生讲：“过去的几十年，以您为代表的华侨，对家乡的贡献非常大，在国内暂时困难时期，为了救济乡亲不挨饿，你们给乡亲们寄回来米、面、油，帮助大家渡过难关。这些东西相当于是给他们送了‘鸡蛋’。我这次过来，是希望您能和我们政府合作，一起给乡亲们送只‘鸡’，教他们懂得养母鸡生蛋，不能光是直接送‘蛋’给他们吃，吃完了仍然是‘穷光蛋’，要教会他们养母鸡，这样就不断有‘蛋’吃了。”林先生觉得习书记说得很有道理，就频频点头。习书记接着说：“您可以和我们政府一起，帮助家乡搞工业园区，引进工业项目，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勤奋劳动来致富。”林先生被习书记的精神所感动，与我们签订了开发50平方公里元洪投资区的协议。

我们在印尼的那些日子，习书记每到一个地方就是参观工厂、考察工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比如我们到林绍良先生的水泥厂，那里是9个分厂连成一片，没有一粒粉尘，实现了封闭式全自动化生产，年产量900万吨。

还有一天，我们去冠旺纺织厂考察。纺织厂的老板非常热情，我们一下飞机，有好几辆车就在我们飞机旁边等着。冠旺的老板一看到习书记下来，就直接把他迎上一辆车，他们就先走了。根据行程，我们是去宾馆，所以后面的几辆车陆续向宾馆出发。到了宾馆，我们一看，坏事了，习书记还没到，问谁都不知道去哪里了。那个年代手机还没有普及，根本没办法联系到他，也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当时，我们都急得不行，出来访问，把书记给弄丢了，这可怎么办？后来过了２个小时，冠旺的老板才把习书记送回来，原来习书记在车上就开始听冠旺老板的介绍，聊得兴起，习书记说要不现在就去工厂看看，冠旺老板说：“可以呀，那我们走吧！”结果，他们参观工厂去了，我们在后面跟丢了。那次考察效果很好，不久，冠旺也到福清开办了一家冠旺纺织厂。

采访组：看来，习近平同志当年对福清的工业化投注了很大心血啊。

练知轩：是的。我在福清工作6年，他到福清调研66次，现场办公19次，帮助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

福州市专门成立了一个外商投资重大项目领导协调小组，习书记亲自当组长。我们招商引资重大项目需要协调解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提交到这个小组会上处理。会议有时在市委开，有时在现场开，解决了很多我们难以解决的问题，保证了项目快速推进。

在他手里，福清就建立了两个成片的开发区，一个是融侨经济技术开发区，还有一个是元洪投资区，都是华侨为主，市、县政府全力支持创办的。还成立了三个工业村，一个是洪宽工业村，一个是牛宅工业村，还有一个是友精工业村。

采访组：在建设这些项目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比较典型的难题？你们又是怎么解决的？

练知轩：有的。曹德旺的福耀集团，1993年上市，现在是全国最大、全球最具有竞争力的汽车玻璃供应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福耀能发展到现在，完全有赖于当年习书记的开明和鼎力相助。在1992年至1995年时，福清正在进行旧城改造，把旧街全部拆掉，盖成楼房。曹德旺在办工厂的同时，也在工厂所在的宏路镇建了商住房，同时还建了标准厂房，积压了1亿多元资金。那个时候，福耀集团还比较小，1亿多元对他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资金。资金紧张，企业生存就成问题。

曹德旺非常希望中国农业银行1亿多元的贷款能够尽快批下来，同时能把几个乡镇所占的福耀股份置换成福耀建设的闲置商住房或标准厂房，腾出股份与法国一个玻璃厂商合作，利用农行贷款和部分外资让福耀生存发展下去。于是曹德旺就托人给我汇报，我请示了习书记。习书记说：“你们思想要解放，办好现有的企业就是最好的招商，要全力支持他。”汇报完后，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帮助他把外资引进来。只要外资进来了，农行贷款也就能批下来了。于是，我们先从收集股权开始，把福耀 1993年后上市的股份让出一部分来，吸引法国厂商注入资金，持有这些股份。我叫来4家持有福耀股份的乡镇和公司，让他们把手里持有的福耀股份拿出来，然后把福耀修建的厂房和住宅置换给他们，福耀拿着这些置换回来的股份，引来了法国企业注资，农行的1亿元贷款也下来了，救活了整个福耀。从此，福耀才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

习书记就是这样做工作的。他思想非常解放，在最关键的时候帮了福耀一把。福耀没有请我们吃过一次饭，我们也没有拿过福耀一分钱的好处，我们只是在无私地抢救一个企业，一个正在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这当然是我们应该做的。习书记无欲则刚，他自己没有任何私欲私利，敢于甩开膀子干。他非常亲商，要求我们既要亲商，又要富商，为企业搞好服务，让企业赚到钱，这样才会吸引更多的企业过来。在2016年全国政协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上，他讲到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他20多年前在福州市就是这么做的，他讲的是自己的切身感受。

采访组：还有其他例子吗？

练知轩：还有一个例子是冠捷电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器生产厂家，年产值400亿元，在福清万分之一的土地上，做出了占福清产值30%的成绩，还带动了几十个配套厂。冠捷电子也是习书记引进来的。冠捷电子一开始是想落户厦门，为什么又到了福州呢？这是习书记思想解放的结果。习书记说，引进台资企业，一定要解放思想，服务要尽可能到位。当时，福清在地价、人工成本上也都有一定的优势，并且，著名侨领林文镜先生个人替企业担保贷款盖厂房，冠捷电子很快就决定在福清落地。

这件事情在厦门引起很大震动。当时，洪永世同志刚刚调到厦门，他是从福州市长任上调过去的。这么大的项目怎么会落地到福清了呢？为了搞清楚原因，洪永世同志就带着20多个部门的人，到福清来学习我们如何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其实，哪里是我们思想解放，完全是因为习书记思想解放啊！

还有一个洪宽工业村，现在集中了70多家台资企业。这个地方，当时就被称为福建的“台湾村”。让人感动的是，这个工业村每一次奠基剪彩、投产剪彩，习书记都会亲自到现场。上面说的习书记到福清66次调研和19次现场办公，并不包括参加这些活动。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以后，你们还有什么联系吗？

练知轩：习书记非常有人情味，非常关心老部下以及和他共事过的同事。他2010年回福建，把班子里面十几个同志集中在一起，请我们吃了饭，还座谈了一下。

习书记离开福建以后，我还陪着领导去看过他两次。他非常关心三件事：一个是福州经济社会发展，包括实体经济和国企改革；一个是生态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内河治理；一个是老百姓的生活和老同志的健康。这三件事，在习书记打下的良好工作基础上，后来都有新的进步。

习近平在福州（八）：“习书记为保护林则徐遗迹作了很大贡献”

采访对象：林强，1943年1月生，林则徐后人。1990年8月至1997年12月先后担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市长助理、副市长。1998年1月至2008年1月担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采访组：邱然黄珊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6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林则徐出生地

采访组：林主任，您好！您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后人，请您谈谈习近平同志当时保护林则徐遗迹的故事。

林强：好的。今天你们把采访地点放在林则徐的出生地，很有意义。习书记和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都为林则徐遗迹保护作了很大贡献。

习书记是1990年4月被任命为中共福州市委书记的，我当时担任民建福州市委主委。他来福州后，5月16日就召开了福州市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我在那次座谈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他。

会上，时任市委副书记金能筹向大家介绍了习书记，同时也向习书记介绍了我们参会的每一位民主党派同志。介绍完之后，时任市长洪永世对市政府的工作报告作了说明。接着，参会同志发言，从不同侧面肯定了政府工作并提出有关建议。习书记非常认真地听，不时记着要点。最后，习书记发表讲话，他充分肯定了大家的发言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说15岁就到陕北农村种地，后来当上村里的大队支部书记，在农村待了7年。后来回到北京上清华大学，毕业后到军办和正定工作，又从正定到福建来工作。他说，在福州的工作岗位上，要继续依靠领导班子的力量，依靠民主党派的力量，依靠群众的力量，把福州市的各项事业推向前进。初次见面，习书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年轻有为，待人坦诚，和蔼可亲。

后来，我调到市政府工作，从市政府副秘书长做到市长助理、副市长，接下来又当选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随着工作的变动，我和习书记见面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是如何看待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

林强：习书记在福州和省里工作期间，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思想和观点，为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

1991年3月10日，福州市委市政府在“三坊七巷”召开文物工作现场办公会，习书记在会上有一段重要讲话，我现在记忆犹新。习书记说：“评价一个制度、一种力量是进步还是反动，重要的一点是看它对待历史、文化的态度。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增辉添彩，传给后代。”

1992年1月24日，习书记在《福建日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处理好城市建设中八个关系》，其中就强调要处理好古与今的关系。习书记在文中说：“我们认为，保护古城是与发展现代化相一致的，应当把古城的保护、建设和利用有机结合起来。”我们在工作中深深体会到，习书记当时提出这个观点非常及时，非常重要，妥善解决了当时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发展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当时，普遍的观点是发展与保护是对立的，要发展就保护不了，要保护就发展不了。今天看来，习书记当时的观点非常具有前瞻性。

2002年4月，习书记担任省长，福州市文物局的原局长请他为《福州古厝》写个序言，他欣然应允。他写道：“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历史，保存城市的文脉，保存历史文化名城无形的优良传统。……保护好古建筑有利于保存名城传统风貌和个性。”在序里，他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城市的灵魂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和文化品格。这个思想，对我们的城市化、城镇化建设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高楼、商店、房子、马路，哪个城市没有？但是不能因为大家都有就出现雷同和同质化。南方要有南方的样子，北方要有北方的风貌。山城重巍峨，水都钟灵秀，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语言，有不同的风貌和个性。不能把北京的四合院搬到福州来，也不能把中世纪的欧洲古堡照抄到中国来，否则就会搞出一些不伦不类、奇形怪状的建筑。

采访组：请您具体谈一谈关于林则徐遗迹保护的故事。

林强：我先说说习书记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保护林则徐遗迹的事。福州是林则徐的家乡，他出生、求学、成长都在这里，晚年退养也在这里，所以福州有许多很珍贵的林则徐遗迹。林则徐的出生地、住过的房舍、读书的学堂，由于年代久远，很多地方都被单位、居民占用了，里面住了很多户人家，损坏情况也比较严重。林则徐的祠堂、陵墓等遗迹，因年久失修，急需修整、复原。

当时很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呼吁，希望政府加大历史遗迹的保护力度。我担任过省、市政协委员，一直积极反映和推动林则徐遗迹的保护工作，但因当时政府财力有限，保护工作进展缓慢。

1990年5月，有人给《人民日报》去信，反映林则徐故居和墓地的状况，指出在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该信在《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294期上发表。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看到了这封信，立即作了重要批示。福建省认真贯彻批示精神，安排福州市分管副市长就此事进行专门调查，看看存在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需要筹措多少资金等等。市政府还开了专题会。可以说，习仲勋同志的批示对保护遗迹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其实，早在这个批示之前，习仲勋同志就曾参加林则徐的有关纪念活动。1985年8月30日，全国政协举办林则徐诞辰200周年纪念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习仲勋同志亲自参加纪念会，会见了与会的林则徐后裔代表。这给大家很大的鼓舞。

前不久，有相关报道说习仲勋父子合力保护林则徐遗迹。这个提法完全符合事实。习仲勋、习近平父子对林则徐遗迹的关注和为此所做的工作，人民和历史是不会忘记的。

1990年6月18日，习书记到福州任职后不久，就到福州市林则徐纪念馆检查工作，了解遗迹的保护情况。此后连续几年，他都参加并主持林则徐遗迹修复和保护工作的专题会议，给予指导，推动工作开展。1995年6月3日，为纪念林则徐虎门销烟，习书记亲自参加了福州林则徐铜像揭幕仪式，还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今天我们故乡人民竖立起林则徐铜像，就是为了激励自己，教育后人，让在林则徐身上体现出来的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永远发扬光大。”两个多月后，习书记于8月24日在福州市纪念林则徐诞辰210周年大会上再次发表重要讲话，系统论述了林则徐的爱国主义精神，明确提出要“继承、发扬林则徐坚贞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气贯长虹的民族正气，学习他清廉刚正的高尚风范，学习他‘开眼看世界’的开拓精神”。

习书记到中央工作后，在中央党校和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多次谈到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名言，并把它誉为林则徐的“报国情怀”。

习书记关于林则徐的重要讲话是学习、弘扬林则徐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文献，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并认真贯彻。

采访组：您能介绍一下林则徐出生地的保护情况吗？

林强：好的。最初，林则徐的出生地到底在哪里，包括他的后代、研究者都说法不一。后来经过详细考证，大部分文物专家都认为是在中山路左营司巷，也就是今天咱们采访所在的这个地方。1991年7月，出生地的具体地址定下来了，被列入“名人故居”，但文物部门还没来得及挂牌。1992年，当时福州市规划局、土地局把包括这个地方在内的地块批给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让其对此地进行旧城改造。文物部门后来才知道林则徐的出生地被批出去了，马上发文给有关部门。这下怎么办呢？怎么进行保护呢？当时商讨了两种方案：一种是把批出去的地收回来，在原地修复；另一种是就近挪个位置，把建筑物拆下来，构件都记录在案，在旁边复原。

1994年，福建省政协开会时，大部分政协委员都认为，林则徐是民族英雄，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出生地应该在原地修复。习书记认真听取并采纳了大家的意见，经过文物专家小组慎重研究、论证，确认最佳的方案是原地修复。

1996年2月6日，习书记主持市委常委会，部署、落实具体的修复工作，还成立一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常委会决定采纳专家和省政协委员的建议，要求土地部门把批出去的地收回来。因为原来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房屋结构也都有明确记载，修建起来相对比较容易。当时，市财政出资1200万补偿金收回土地，省长基金下拨200万，林则徐基金会协助筹资400万，大力支持林则徐出生地的修复工作。1996年3月31日，习书记亲自参加林则徐出生地修复工程开工典礼，还即席讲了话。在他的重视和支持下，施工单位都很认真，按期保质保量完成了修复任务。1997年6月30日，习书记已经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他亲自来参加工程竣工暨对外开放仪式，对林则徐出生地的修复工作予以肯定。

采访组：还有哪些林则徐遗迹保护的典型事例？

林强：我当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出席和列席了关于遗迹保护的多个会议，各方面的讲话、领导的要求都听到了。习书记对遗迹修复的关注，让我深受教育，让我们林家后裔永志不忘。除了故居，林则徐墓地也得到修复。

林则徐故居的保护已经完成一期工程，修复了书房和住处的“七十二峰楼”。目前，正进行修复故居全貌的二期工程，该工程已列入国家文物局的修复计划。届时，林则徐在福州的遗迹将基本修复完成。

采访组：您是民建会员，也在福州市政府工作过，请您谈一谈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所做的统战工作。

林强：我总的感受是，习书记对统战工作非常重视，他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亲力亲为。在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工作、海外统战工作、经济领域统战工作、民族和宗教工作、党外知识分子工作、加强统战工作部门自身建设以及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等方面，他都有很好的论述和指示。统一战线范围很广，今天我仅从一个侧面谈谈自己的亲身感受。

习书记在1990年8月提出，对党外干部的选拔使用，要坚持德才兼备标准，不能降格以求，也不能求全责备。只要基本素质好，爱国、爱社会主义，与党同心同德，有一定的领导能力，事业心强，作风正派，就应当大胆起用。我曾是一名高校教师，也是一名普通的民主党派干部，后来到市政府、省人大工作。这一路走来，是与党的教育培养以及习书记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

1995年5月，我担任福州市副市长3个多月后，写了一份关于这段时间工作情况的思想汇报，市长把汇报签给了习书记。习书记看完以后，作了批示：“已阅，望继续努力。”他的勉励，让我这个民主党派干部很受鼓舞，激励着我不断努力工作。这件事虽小，但对我来说，无疑是一个推动力量。至今，我还保存着习书记那份批件的复印件。

1997年12月，我担任民建福建省主委并作为民建中央委员到北京参加民建中央全会。返回福建的当晚，习书记就约我第二天上午谈话。我第二天早上8点半就到了习书记办公室。他对我说：“我就说一件事。你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前不久，省委对领导干部进行了考核研究，现在结果已经出来了。过一会儿，省委书记会找你谈话，你要服从组织对你的安排，组织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我说：“请您放心，作为一名经过党多年教育培养的民主党派干部，我一定按您的要求去做，服从组织安排，组织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一次谈话，习书记是作为分管统战工作的省委副书记跟我谈话。谈完后，我觉得非常温暖。这种温暖，不是关心你是否吃饱穿暖的那种嘘寒问暖，而是组织在政治上的关怀和更高层次的要求。

还有一件事。1999年，我把在福州市和省民建工作期间的文稿整理汇编成了一本册子，送给习书记的秘书，想请习书记帮我写个序言，习书记答应了。他在序言中写道：“作为一名民主党派人士，在福州市政府任副市长期间，积极探索切合地方实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路子……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创造性。该文稿选编就是林强同志这一期间工作经验和体会的反映。”习书记能为书写序这件事，对我来说是鼓励，更是激励，体现了他对党外同志的真切关怀和对培养党外干部的高度重视。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离开福建后，你们还有往来吗？

林强：有一个是很悲伤的回忆。那是2002年5月，习仲勋老人家过世了，我作为省人大常委会的代表，到他家里去吊唁，我当时的心情非常悲痛。我想到他老人家为保护林则徐遗迹作出的巨大贡献，为统战工作作出的巨大贡献，潸然泪下。在悲痛之余，我心生感慨，他老人家的一生是正直、伟大、光荣的一生，不仅自己是楷模，还为我们党和国家培养出了习书记这样一位杰出的领导干部。

另外的见面，就是在工作场合了。我担任了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共十七大之后，习书记就到中央工作了，那几年我每次参加全国“两会”都能见到他。他见到我的时候，都会问我最近在做什么，让我回去后给一些同志带去他的问候。我在非工作场合从不轻易打搅他，“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他太忙了，只要他身体好，工作顺利，我们就非常高兴。

习近平在福州（九）：“在习书记支持下，福州的科技事业起飞了”

采访对象：高翔，1943年7月生，福州人，民盟成员。196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在福州市第二中学任教。1988年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1991年任市长助理，1992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7年任副市长，2003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然陈思黄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7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高市长，您好！您在福州市教委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您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高翔：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是1990年4月，那时他刚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当时我也刚告别一所高中的教师岗位，到福州市教委任副主任。教委领导派我跟随习书记到福州各个县调研。调研过程中，我和习书记没有单独谈过话，但我一直在留意这位新书记的工作方法。

习书记专门到乡下最贫困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到基层单位，到小学，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家里走访。一开始他就是看，和群众交流，不听当地领导的汇报，等到了一个地点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才开始听汇报，并结合看到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来对照汇报的情况。真实情况该怎样就是怎样，他一清二楚，谁也蒙不了他。他有着独特的、认真细致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整个过程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由外及里，由表象到本质，通过这个过程找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习书记开会的过程，也非常讲求实效。念念稿、走个过场这种事在他的会上是不存在的，他不仅以自己调查研究所看到的情况来分析问题，还要请与会者说出各自的看法，指出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如何落实解决问题等等。习书记当时就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我们做工作要抓关键环节，就如同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样。”这句话当时给我触动很大，我是插过队的知青，知道一头牛有上千斤的分量，牛脾气又很犟，你推也推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牵着牛鼻子，它才能乖乖地跟你走。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也是这样，总是要通过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那些关键问题，找到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工作才能有实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调研、讲求科学方法的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对您后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和启发呢？

高翔：那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和启发作用的。在习书记来福州之前，我刚刚从教师身份转变为干部，担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巨大转变让我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工作上的困难和阻力也让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领导岗位，内心深处希望能返回讲台，继续当让自己得心应手的教师。但是，自从跟随习书记下乡调研以后，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当时我心里想：我现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愁这个工作推动不下去，那个工作开展不起来，还不如到学校去，到乡镇基层去，自己去看，去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当时，职业学校的招生、教学、学生就业都在我分管负责的工作范围内。我走了好几个学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出路，这也是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如何挂钩的问题。我借鉴了习书记善于在同类工作中寻找共性，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牵住“牛鼻子”，如同治病要治本，除草要拔根，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被动解决问题。于是，我围绕这个问题跟各个学校的董事长一起调查，一起研究，从教学上、制度上研究提出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挂钩的种种举措，加强用人单位与职业学校的沟通，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工作。这样下来，以后的工作就越来越顺畅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农村的小学教学工作非常涣散。很多村里的学校都人去校空，尤其是偏僻的小学，学生寥寥无几，不少学校教师包教“语、数、音、体、画”，也有不少教师辞职改行的。当时，我跟习书记下乡调研，到了福清，当时是一个中上等发展水平的县，不少村办小学也办得零零落落。习书记问我，农村小学这种状况，教委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因为之前调研过，回答还是比较有底气的，我说：习书记，我之前也走了几个县几个村，初步考虑把村与村之间办得不景气的小学合并，合并之后，经费集中使用，校舍、宿舍和食堂都可以办起来，让团队力量集中起来，乡镇和县里面整合各村的教师到中心校，也整合原来县和村给学校的拨款，集中办学，提高效率和质量。习书记当时就在调研会上肯定了我这个思路。

后来，全市农村教育就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有了“弱弱联办”“强弱联办”的模式，还安排优秀教师定期支教，各村的小学办学都逐渐有了起色。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也不断在教育经费、团队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给全省各地的基础教育提供支持。那时我已经在福州市政府工作了，在省、市全力支持下，贫困乡村的小学里面逐渐办起了食堂，伙食还不错，宿舍也干净整洁。后来，这样的农村小学在福建省各县（市）很普遍，效果也都很好。习书记到省内各地视察，看到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可喜变化，非常高兴。

采访组：您于1991年担任市长助理，接触大量政府工作，从那时起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打交道就更多了吧？

高翔：是的。1991年，我到福州市政府当市长助理，同时我还担任民盟福州市主委。那时候，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和民主党派结对子、交朋友，我和致公党的一个主委黄双月就跟习书记“结对子”、交朋友。这个朋友可不只是名义上的，习书记经常找我们谈话，认真了解听取民主党派的工作情况以及意见建议。我那时还担任了民盟省委会的副主委，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会议和专题研讨，习书记都亲自参加并讲话。

当时，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经常要列席市委常委会，领导同志们经常就一些议题热烈讨论，各谈各的意见，内容交错复杂。每次习书记听完作最后总结时，他都把这些事情融合起来，通盘考虑，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中的难点在哪里，从哪项工作开始切入……他是常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心骨，每次他一讲完，与会的同志都心服口服。

1997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已经到省里当省委副书记了，我那一年任福州市副市长，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福州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作为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对福州在科技方面如何发展很焦急。我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找到我的同乡、一位著名学者请教。我对他说，我现在当副市长，最苦恼的就是科技发展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点？他说，你赶快去申报软件园，国家目前只批10个，现在已经批到第7个了。将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靠科技来推动，而软件产业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回福州以后赶快查资料，又组织科委和政府办公厅一起研究，确定福州必须走这条路，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之后我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市长办公会，又送到市委办公会。市委常委会上，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些人表示不支持：福州在没有科技产业的条件下发展软件业，这简直是想一口吃个胖子，一步登天。

我当然不信这个邪。习书记说过，考虑好了的事情就要决定，就要坚持做好，不要半途而废。幸运的是，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我市要争取这个软件园项目。”那段时间，我长期跑科技部，竭尽全力要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虽然每月跑两三趟科技部，但我在北京两眼一抹黑，既不认识科技部的领导，也没有熟人，进退两难，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我自己的成败与否倒是小事，但该做的事情做不好，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辜负了民主党派对我的推荐，我又如何交代得下去呢？

有一天，我在福州市政府正为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发愁。习书记的秘书从省委来市政府找我了，他说：高副市长，你在跑科技部批软件园啊？我无奈地说，是啊，跑不下来，连办公室主任都不见我。习书记的秘书笑了笑说：你直接去科技部找部长吧，给你联系好了。我的心激动得“扑通扑通”的，当时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答应着：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北京。

接下来，福州市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了。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习书记指出：“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大胆去试验。”以后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尚方宝剑”，再有消极退缩的论调，我就拿出这句话来说服自己，也说服对方。

习书记鼓励我们大胆干、勇敢闯，让我们做事要往大处想、高处想，他到省里工作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软件园建成之后，为了提高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平，福州市在软件园内设了一个研究生班。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在清华、北大工作的福州老乡的帮助，请了这两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定期来福州上课。同时，省政府也十分支持福州市在琅岐岛开展“清华北大筏艇赛”，为了给软件园吸引人才、扩大影响，我们租了2辆汽车，把这些科技人才从琅岐岛拉到软件园去参观，希望他们毕业后能来福州工作。在省、市的支持下，两校筏艇赛举办了四届，省里还拨了经费支持我们。那几年，习书记在省里多次接见清华、北大等高校来福州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感谢他们对福建人才培养及科技发展的支持。

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当时习书记接见清华领导时，我也在场，我听到习书记跟清华的领导“商借”一位人才来福州大学担任董事长。后来，这件事情办成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吴敏生到福州大学来担任了多年的董事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您当时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和他在一套班子里工作。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对人大工作的创新及具体举措。

高翔：习书记始终很重视人大工作。在他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人大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重要作用，当时民间有句话讽刺说：“市委定调，政府干活；人大举手，政协聚餐。”虽然有点儿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习书记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1994年，他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习书记在市委会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习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如，对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他亲自与文物局局长曾意丹去现场调研并指示：“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不久，在他的领导下，福州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出台《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习书记主持人大工作以后，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过法制创新课题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来，习书记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加强法律监督管理。从此以后，人大真正成为稳定福州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采访组：您任福州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工作方面都给了您哪些具体支持？

高翔：我任福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分管文化工作，文艺演出是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我调查了福州市的闽剧团，发现团里的演员老化严重，都演不动了。我一看，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闽剧没有后来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保留下去，如何留给后人呢？后来，在习书记的支持下，福州市把闽剧学校从省艺术学校“分离”出来，由市里独立办一所闽剧学校，让年轻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让闽剧后继有人。现在这个戏校还在办，这门艺术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得到丰富发展。

当时，福州市歌舞剧院，主要招收了一些民间演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办演出，专业性不够，效果也比较差。在习书记支持下，市里拨款在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办了一个“福州班”，送了12名11岁左右的小演员赴京学习舞蹈艺术。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艺术界的主力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他和家人都生活简朴，待人真诚，和市民结下深厚友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小故事与我们分享？

高翔：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一直住在市区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他住的那栋楼比较老旧，房间面积也小，远没达到他的级别应当达到的标准。市委后来有了条件更好的房子，习书记也没从这栋小楼搬走，一直住在这个小巷子里。那个地方是福州最普通的市民老百姓生活聚居的场所，很接“地气”。附近老百姓也都知道，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住在自己身边。

彭丽媛同志生小孩以后，仍然在这个地方生活。孩子出生以后，彭丽媛同志的母亲来福州帮忙带孩子。习书记平时生活很简朴，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小孩子穿的衣服，她们不买高档的，只到楼下一个小裁缝店去做，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做一件衣服。

那个裁缝店很简陋，当时就跟一间报刊亭差不多大。店主是个福州长乐县来的农村女孩，她爱人是福州园林局工人，小两口都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由于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回宿舍都经过这家小店，她们之间就成为了朋友。彭丽媛同志每路过这家小店，都会亲切地和女孩打招呼。夏天天热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经常抱着小外孙女，在小店里坐一会儿，和女店主拉拉家常。

习书记离开福州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还专门到这家裁缝店去道别，她说：我们一家要搬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女店主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老人家，你一直照顾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呀。女店主后来跟许多人都说起这件事，舍不得他们搬走。

习书记一家人待人诚恳热情，谦逊随和，在左邻右舍老百姓中的口碑非常好。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们还对他们一家念念不忘。

2002年，习书记离开福建的时候，大家欢送他、与他合影留念，我当时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欢送和合影，心里难过极了。习书记到浙江以后，他的秘书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市长，习书记向你问好。然后，习书记还接过电话，对我说：“高翔啊，你以后到浙江来，跟我招呼一声。”我心里很激动，我说：“好的，好的，习书记，谢谢您！”

时光荏苒，一转眼10多年又过去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富强，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这些老部下大多已经退休了，但谈起习书记大家都是赞不绝口。我们衷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同时，注意保重身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